王礽福：「見好就收」的牧職觀

信仰珍貴之處，是上帝對受苦者的肯定

沒有牧職仍要養家，2023年開始，王礽福嘗試過不同的基層工作以謀生，包括在香港超市做兼職店員，並在晚上做兩小時清潔，「當然包括洗廁所，我不覺得是絕對接受（基層工作）或者絕對不接受，當然你在舖頭有人叫你王社長，還是會有點尷尬，但我覺得這大致是少數情況。」問及為何如此坦然，他表示和自己是從「異教徒」成為基督徒有關，雖然自小信主，但以往常常和自己的嫲嫲返佛堂，因此看過一些佛學書籍，他形容自己有少少慧根，也種下了他對人生態度的種子：人生如苦海。所以王礽福說自己信教的原因並非成功神學或者幸福神學，從鄙夷基督教到信主，轉變發生在他中三、中四時期的一個佈道會，佈道員提及哀慟的人有福了，這讓他意識到「原來這個上帝不是膚淺的，人對人的那種哀慟，原來他會在意，更會安慰那些哀慟的人。這個位讓我覺得信仰是真實的。」

對王礽福來說，人生的艱難是非常實存的。人有順境，比如他曾擔任宗派副主席、出版社社長和兩個聯合組織的主席，「某程度會覺得人生就差不多到這個位置了。」突然變成一個兼職店員和清潔工，他並不覺得很難適應，對於這種轉變更是豁達。「你當初坐這個位置，是因為你很厲害嗎？不是，我做社長也不是很稱職」，因此失去這些也不覺得遺憾，相反基層勞工自有其快樂的地方，「做清潔的時候，還可以聽有聲書，我很享受這個過程，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東西。」中文系畢業的他，自認有一份愛讀書的底子，以往因為機構工作繁忙，沒甚麼機會讀書，現在則可以大快朵頤。他笑言，在香港，教會工作是一份厭惡性工作，那時他常常想要辭職，反而現在做基層勞工，雖然生活不富裕，但「自己本身就是基層出身」，如今返回基層勞工的崗位，並不覺得可恥，更不感厭惡。

談到這裡，必然會提及這段嶄新的工作經驗，有沒有令王礽福對香港教會長久以來關注的職場神學有新的看法。他表示香港慣常講的職場神學，多是如何在職場上見證上主，「撈得起」，但英國社會在這方面心態很不同，關乎的是整個社會的大環境。「真正的職場神學，要創造一種讓人覺得做基層都很有尊嚴（的生態）」，他提及在英國最低工資著重的不是一個具體的時薪，而是即便賺的是最低工資，勞動者一樣也足以養活一家人，所謂白領和基層的工資差別並不大，足以影響社會整體的氣氛，因此在教會中也感受不到階級差別，更不需要標榜自己的職業和身份，「你想在香港教會（信徒）幾緊張要別人知道自己係咩身份」。這也讓他對福音書中，拉撒路和亞伯拉罕的比喻有了新的看法。「大家都在想這個財主做了甚麼壞事，（但這個）故事你不覺得他有多壞⋯⋯不是大奸大惡。這個故事（其實）說的是，就算我的人生進入下行之詩，最差做了乞丐，但在基督信仰中，做乞丐的，也是在亞伯拉罕的懷中⋯⋯這是信仰的顛覆性，不斷提醒我們，不要在世界中或者既有架構中，尋找你覺得很重要的。這個故事安慰我們的是，無論你的人生糟糕到甚麼程度，你都在上帝的懷中。」正如馬太福音中的「八福」所描述的，都是很糟糕的境地，「我們對福的定義，是順境，很物質的東西」，但聖經教導的，是對如何待人處事、對正義的追求，這些追求本身就是一種福份。王礽福再次提及自己歸信基督教的原因，「基督教可貴的東西，是在悲苦人間裡面，上帝對受苦者的肯定⋯⋯很多人一生都是勞苦，但也有盼望最後可以是在亞伯拉罕懷中的拉撒路。」

洗淨鉛華，儒釋道是他心境坦然鬆弛的資源

不僅是自己的生活，對王礽福來說，19年後整個香港都處於一種瓦解的狀態，再也沒有甚麼是理所當然，曾經安逸而簡單的對世界和生命的詮釋已經行不通，而這在他看來，正是「神學的黃金時代」。「留在香港的人，你如何去教導信徒，甚麼是真實和公義⋯⋯我們如何用天啟的語言，重新向弟兄姊妹講述信仰，讓他們心領神會，這是很大的挑戰」。而同時，離開香港的異地生活，也會讓人發現，原本在香港行之有效的對生命的詮釋，在這裡卻行不通，「現在我們要反省過去的香港經驗，有些東西只不過是歷史碰撞下的偶然機遇，所以你覺得理所當然，但當你離開了，發現這些東西行不通，你才會更清楚信仰是怎麼一回事。」儘管不再牧會，王礽福形容自己的信仰思考仍很豐富，包括如何處理自我。「我覺得忘我很重要，太看重自己、自卑自大等等，是我們要處理的。」

無論留港還是離港，何為香港人，何為香港精神，都是一眾學者、文人或者傳媒人，孜孜不倦究極探討的話題。喜愛讀書的王礽福的詮釋別有一層浪漫的色彩：「我會將現在的香港想像成49年之後的上海，現在所謂香港情懷的電影，都是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所謂的香港已經是一個過去式」，正如人們說起老上海，指的是49年之前的上海，而在49年之後再無人能代表上海。他更提及49年後上海移民與香港之間的關係，「老上海是隨著（上海移民）在香港復活，成了2.0版本，又變成了香港人，加入其他族群中」。或許某種程度上，可以承認曾經的香港已經消亡，但王礽福認為消亡並不代表死亡，正如老上海的十里洋場已經逝去，但作為文化符號仍迸發出多種多樣的文創作品。

「我作為讀文學的人，很喜歡民國上海，燈紅酒綠的糜爛裡面有一種美好，正如八十年代的香港，有九龍寨城、梅艷芳，也是糜爛的，但我們很眷戀那個香港，就好像耶利米哀歌不只是在哀嘆，也有對糜爛的眷戀，糜爛中有美好的東西，其實已經有能力成為一種文化資源。」王礽福以文藝復興和唐宋八大家為例，指出復古也可以是一種創新，「對過去香港的回憶和反省可以創造新的東西」，重點是如何善用這個文化資源，就好像老上海來到香港成了上海2.0，但又不完全是上海2.0，也成了香港1.0。

這數年從香港來到台灣，最終在英國落腳，無論個體還是整個共同體，都經歷數十年不遇之大變局，王礽福也同意，這幾年的風雨於他而言，猶如洗淨鉛華，當信仰外在的東西被洗去，自要思考甚麼是信仰的核心。但他並沒有因此對信仰產生質疑，卻有了更多的肯定。「在我裡面有一種儒釋道的東西，它能幫助去面對這種環境的轉變」，這讓他重新肯定公義與愛的重要，還有「人生可以在下行狀態唱上行之詩」。當失去的太多，王礽福才更清楚自己最想要的東西是甚麼——讀書，「我喜歡讀書，現在做基層勞工，所有外在名譽地位都沒有了，我還是喜歡讀書」。

蝸居於英倫小鎮、從事基層勞工工作，再無繁忙的講道教務行程，也沒有一連串的頭銜與職務，王礽福卻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加有福，因為信仰的盼望是真實的，「個人可以面對到帝國，在巴比倫羅馬帝國之下，不是按照他們的價值生活，對世界有另一種詮釋系統，眼前未必成功，永恆中卻可以存在，可以令人心安。」

Vivian & Joe：雙雙失業一年半的艱難移民路

採訪之初，Joe便提議夫妻二人分別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因為兩者並不相近。Joe神學畢業正撞上移民潮，外母又提議全家移民，「當時我是拒絕的」。那時他的使命責任，是做年輕人的牧者，「（我接觸的一些年輕人）本性是純良的，是乖的，都是為伸張正義⋯⋯（我思考的是）如何既可以伸張正義，但同時不違背耶穌的教導呢？」畢業後，Joe參與服侍的教會正逢年輕人斷層，「我希望復興年輕人」，那段時間，他形容自己很開心，感到做著有意義的事情。「我想我幸運的是，我能夠在崗位上做到我事奉想做的事，不需要被要求做甚麼，做一些不務正業的工作。」

儘管家庭有移民打算，但應聘這份工作的時候，Joe和Vivian都以為移民至少都是兩三年之後的事，因此Joe還有足夠的時間委身於當下的教會。沒想到做了大半年，Vivian突然改變計畫，「要即刻走」，對於Joe來說只感到無奈，「一次在職事會講了（移民）這件事出來，我忍不住哭了出來」。儘管試過不同方法，讓太太一家先行移民，他則拖延離港時間，也只是權宜之計，終於都在22年11月底與家人在英國匯合。

「當我知道確定要離開的時候，我已經很清楚一件事，我很難找回牧職的工作」，Joe現實地說。一來，當地華人教會數量有限，未必有職位空缺；二來，自己的英文能力未必能在全英文環境中做牧養，加之初來乍到，不熟悉當地文化處境，更難在本地人教會中服侍。缺乏牧養群體或對象，自覺擅長貼身教導的Joe不由感到迷茫，也曾嘗試透過網絡繼續服侍教導原本離職的教會，包括開網絡聖經班等等，但時差與時間造成的距離，終究使兩者漸行漸遠，「會有一些人走茶涼的感覺」，這也讓他意識到，「決定走這一步的時候，等同於say goodbye」，這都是他未曾預料到的，更影響到他對信仰或神學產生懷疑。

「這個上帝係咪好雜」？

動搖他原本信仰或神學信念的，並不只是牧職上的茫然，也源於生活中的孤獨和挫敗。「我本身在香港的時候有很多朋友⋯⋯只有我一個決定移民⋯⋯我覺得很孤伶伶」，在香港每週三晚會與朋友一起打乒乓球的運動，也沒法繼續。沒有車牌，出入不便，自然找不到工作，至今只短暫做過幾份散工；小朋友返學只能趕巴士，假日也難照顧小朋友，帶他們外出遊玩⋯⋯「我有種感覺，我在這裡做甚麼⋯⋯開頭覺得是否因為我離棄上帝的呼召⋯⋯所以上帝掩面不顧我？開始會懷疑上帝，你是否真實的呢？或者我不覺得你是假的，但其實你都有限度？」或許是自己的現實困境太渺小，但環視周遭正發生更嚴重殘酷的戰爭與衝突，「上帝也沒有出手，上帝是否沉默呢？」Joe每晚都會和兒子一同睡前祈禱，但面對兒子他都忍不住道出自己的懷疑：究竟這個上帝係咪好雜的？

除了信仰震盪帶來的深深懷疑，Joe感到從現實角度來看，當下也不宜組織家庭聚會。「（剛移民）計畫未有最小的朋友，太太英文好一點，又有碩士學歷，可以出去找全職工作，我照顧小朋友，但現在因為有bb，很痴媽媽，成為阻礙我們找工作和經濟收入的障礙，這樣的情況底下，已經耗盡我們的心力。」

尚未在異地安居立業，仍為日日柴米油鹽發愁，風雨飄搖中的小家，又遇上計畫之外的新生命，Vivian和Joe都坦言，雖然不曾想過墮胎，但都感到這個小生命來的不是時候。「困難已經夠多，還要加多一重困難，這個耶和華所賜的產業究竟是祝福還是詛咒？」Joe打從心底裡有所質問。Vivian亦表示，接受現實和這個新生命之外，已經沒有心力「去想其他包裝的說話」。

丈夫對信仰的灰心喪氣，更影響到了兒子，「他也會說爸爸是相信（上帝的），但現在不信」，Vivian亦坦言很難維持家庭的屬靈氣氛，沒有車週日難返教會，更難做家庭崇拜，現實更難以見證上帝是聽祈禱的。「一開始還堅持和小朋友（祈禱），現在都不知道祈禱甚麼了，講了十天、兩個月，希望明天能找到工作，還是這一句，如何跟兒子交代？」

雖然仍努力對未來和上帝有所盼望和希冀，但Vivian也有懷疑信仰的時候，「人始終需要安全感，以前在香港生活是很踏實的，但現在生活中突然沒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又發現信仰好像未能給你提供支援」，她形容自己還在摸索中，可是還沒有看到隧道的出口，似乎困住了。「我以前在香港牧會，對著基層的弟兄姊妹，會跟他們說，是啊，這個苦難不會走的，但上帝會陪著你。但我自己現在在苦難中，才發現這句話對自己說的話，其實都挺難聽，我自己都覺得難信，上帝現在還陪著我嗎？」

樹牧：駕巴士的義務傳道人

既然牧會無薪，更要為謀生而駕巴士，何不考慮放下牧會，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產出收入的工作上呢？樹牧表示，一方面是因為「某程度上都有一團火」，在港事奉九年，他一直都是在學校牧養學生，「我很喜歡做，事奉喜樂的狀態多過不開心」，對牧職仍有熱情；其次想體驗在教會牧會與過往在學校牧會有何不同；加上眼見當地港人的需求，便決定不計回報地瞓身投入。

「教會經濟學」注定港英教會生態大不同

雖然在英牧會日子不算太長，樹牧已經敏銳地觀察到港英教會生態大相徑庭，而這和兩地的地理、經濟及社會因素分不開。在香港，教會生活往往佔據了信徒生活的大部份時間，相應教牧亦相當忙碌，週間晚上有團契和小組，週末亦然，充實的教會活動塞滿整天的行程，從早到晚年中無休。然而在英國，教會生活可能只限於週日上午，主日崇拜結束，會眾便「做鳥獸散」。

樹牧認為，香港的優勢是地理空間小、交通方便，「平日叫弟兄姊妹返教會都不困難」，而信徒多中產，所以閒暇時間有更多知性層面的追求，需要教會滿足。但是英國地廣人稀，「（來到教會），駕車可能有半小時車程，如果搭公車，就要一個半小時」，因此交通和時間成本都太高昂。另一個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英國「沒有工人」，夫妻雙方不能像在香港時，把小孩留給工人照顧，全情投入各式各樣的教會活動。

「我們教會的模式，是週日有兒童崇拜、成人崇拜和青年崇拜，都在十點至十二點之間舉行，沒有任何其他活動，除了加插主日學，都但很短暫。」如此從簡並非是想偷懶，而是照顧會友全家「同出同入」的需要：「如果來教會，有些家庭只有一輛車，一旦出動就是所有人都要一同去，所以沒有可能讓他們分散活動」。至於以往一些香港教會把週日活動安排得滿滿當當的作法，在這裡一樣行不通，「以前能夠那麼做，是因為家裡有工人幫你煮飯，打理家務，這裡你回到家還要買餸煮飯，要預備星期一小朋友返學」，因此主日崇拜只能「一切從簡」。卻讓樹牧更反思對於教會來說，最重要的是甚麼，「當在這個生活狀態下，最重要的，是一個信仰基督的群體，定時定候在地上敬拜上帝，這才是教會最核心的一件事」。

雖然在香港服事多年，但要說牧會，甚至是創立教會，樹牧仍算是新手，而他也感到，在英國的經歷讓他大開眼界，甚至直言曾經的自己簡直是「井底之蛙」：「香港開埠已經有百多年歷史，很恩寵地因為歷史因素，有很多教會經營、神學院聚集在香港，讓你習慣了以為教會必然如此⋯⋯你不用想申請88牌，如何建立教會會章，不用想教會財政，青蔥傳道人剛入職，你只需要牧養群體，基本工作有幹事負責，已經有一個很好的制度」。但在英國創會，一切從零開始，而最大的衝擊便是沒有錢，不僅教會沒有錢，他更驚覺，與香港不同，在英國做傳道人就是一份沒有錢的工作。

樹牧表示，這種分別牽涉到港英兩地不同的「教會經濟學」。在香港，教會信徒普遍收入都偏中產上下水準，奉獻也穩定，三百人的教會就請得起十個同工，甚至誇張一些，有些教會只有二十多個會友，也能負擔得起兩個傳道人和一個福音幹事。「現實點說，在香港你會看到教牧算是一個有規模的職場，人工不算高，也不算低，當這個職場生態不斷轉動的時候，可以推陳出新，不斷有年輕人加入，某程度上，這也是一個可以存活甚至做到退休的職涯」。

但在英國，樹牧以伯明罕另一間有約三百會友的港人移民教會為例，會友奉獻所能支付的，只有一個兼職傳道人的薪金。這離不開當地的移民生態，「新移民教會很多都是退休人士，沒有收入便沒有奉獻；有些是半退休狀態，就算有工作也不會很積極爭取上游，只是求個安心，奉獻也不會多；有些可能積極工作，但畢竟不是多數。」而英國藍領白領人工差距不大，收入水平較平均，專業人士也未必有高薪，自然奉獻也不多。「以前在香港整天說，歐洲教會衰落沒有傳道人，到這裡就明白，不是沒有傳道人，不是沒人願意做，是教會沒有錢請。」樹牧分享，連英國本地教會大多都沒有聘請全職傳道人，甚至有些義務傳道要照顧幾間教會，這讓他意識到原來香港教會的豐盛，在普世教會中，是一個異數。

為甚麼在英港人甘做藍領？

港人多有本科以上學歷，離港前往往從事體面的白領工作，為何來到英國甘願做藍領，做工廠工人、貨倉甚至清潔，為何不發揮一下「獅子山下」精神，透過進修晉升回歸銜接以往的職涯？樹牧說這有現實上的難處。移民多已經四、五十歲，重返學堂自有困難，更要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負擔，經濟和經歷上都不允許。「另一個原因是，這裡意識形態很不同，在這裡做白領人工未必高過藍領。香港和中國社會強調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在這裡不是，做一個藍領的收入，甚至可能高過做醫生或者護士」，因此也少了增值以重返白領市場的動力。

樹牧本身也正經歷這種轉變，他坦言一定存在衝擊。儘管移民時就預計自己未必能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但現實與預想還是不同，「在香港是做緊一份自己很想做的、很中意的工作，來到這裡做比較基層的工作，未必會享受⋯⋯或者很多基層的工作，不太有很大意義，但要不斷去做。」當工作不能帶來成就感，他也開始反思過往香港教會強調職場呼召意義的神學，「香港整體教會很中產化，受成功神學影響，來到這裡我很感受到，以往談呼召意義，其實是因為你有選擇，但在這裡不單我，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很重複的工作，人工兌換成港幣也不過兩萬出頭，在這個情況下，談論召命已經沒有意義」。對他來說，如今能夠養活自己或者家人，已經很了不起。

心態上有落差，是否會後悔放棄香港優厚而喜愛的工作而移民英國？樹牧倒不是這樣看。他覺得無論留下或者離開，都需要適應新的環境，很難說在哪個處境下會更快樂，也無法判斷當初的選擇是否正確。「移民我損失了甚麼？也許是香港的事奉模式、人工、陪父母和家人的時間；但來這裡生活質素變好了，在香港人很容易變得物質化，我現在損失很容易擁有一些物質的狀態，那就生活得樸素點。」因為某些原因而不情願地離開香港，自然也時常會質疑自己的選擇，但對樹牧來說，當下更重要的並非判斷得失，而是在現有的實況之下，學習去適應它，或許正因為正視在英國牧會艱難的現實，他也沒有堅持香港牧會或者教會擴張的模式，談起教會的未來，他認為「轉型成為沒有傳道人的教會，才是未來教會要走的方向」，對他來說，不一定需要職場或者教牧，保持個人、家庭和靈性的健康，也可以成為好的見證。

Marcus：放下身段後，我寧願掃地吸塵

幸而貨倉有一班香港工友，不介意自己也要「追數」，願意出手耐心教Marcus，「我剛進來像個廢人一樣，做事很蠢很慢，在我最辛苦的階段，他們伸出援手教我怎麼做事，令我不被人炒」。在香港身為自由傳道、並從事音樂事工的Marcus在這過程中學會了更加謙卑，「我只會看書和寫點東西，我以為我要牧養羊群，但現在是羊群牧養我，讓我承認自己的不足，虛心面對。這份工作也教會我觀察，觀察別人面對的困難和壓迫，透過觀察別人的表情、動作和做事的方式，我學會怎樣看人，很多在香港都是看不到的。不要看低一個只會做倉工的人，我發現原來自己真的會以貌取人，都在學習不要那麼快對一個人下定論，這是我學到很深刻的東西。」

香港職場神學只是借基層人士過橋

人人都覺得英國生活環境好，空氣好、節奏慢、私人時間與工作時間分明，但Marcus卻不是這麼看，「我們這些藍領，工作環境真的很差。」貨櫃冬冷夏熱，缺乏裝備，處處都是安全隱患；做散工雖然自由，但沒有保障，隨時都可能沒工開；更雪上加霜的，是遭管理層的刁難挑刺和種族歧視。

「這裡的經理不是很喜歡我們香港人，可能因為我們語言不是很好，不太懂當地文化，但做事很勤力，但原來在這裡不是能做事就ok，還要會和他們吹水傾解，但我們不會，所以就被經理為難，當我們做到要求A，他就會提出要求B，甚至造假數字，冤枉你效率不夠。」Marcus還曾被經理要求「篤灰」其他香港人，污衊他人做錯事，但Marcus拒絕了，卻從此遭到經理針對，也正是因此，儘管他早過了試用期，可以拿到正式合約，但三個月過去仍遲遲未能拿到。Marcus和工友不是沒想過找工會維權，「但首先要收集證據，在倉裡面不能用電話錄影錄音，就很困難」。面對種種壓迫，Marcus提及最多的詞，不過是「頂硬上」。

自己有了基層的體會，Marcus才更明白基層真正想的是甚麼，因此說起香港的職場神學，不免義憤填膺，「香港的職場神學關心的都是老闆的利益，純粹借基層人士來過橋，用完就算，沒有真正關心基層的需要，將他們的困難合理化，福禍都是上主的禮物，這些禍你忍受得了嗎？」如今他體會到，身為基層人士，百分百的付出就有百分百的收穫簡直是天方夜譚，自己根本不會奢想。「我現在從沒想過自己付出和收穫不成正比，我只想工作十二小時不被老闆壓迫，不被罵，然後放工，『逗份糧』。我只希望你給我一個讓我工作舒服一點高效一點的環境，有裝備，手套，不被貨物割傷，供應頭盔，不至於貨摔下來『穿頭』」，僅此而已。

用笑話抵擋謊言，萌發中的香港基層神學

身在貨倉，Marcus卻說他從未放下自己傳道人的身份，「是這個撐著我一路捱到現在」。有些人也許覺得在香港牧會很累，來到英國想休息一下，不用再過上每天24小時一週七天都在返工狀態的生活，但他並不這麼想，只是如今要轉換一種形式。「我一直有信仰反思，這份工作給我的機會是思考，現在我工作上手了，閉著眼睛都能做，就有十二個小時可以不停想，甚麼是牧會。」逐漸地他感覺自己建構出一些初步類似貨倉或者藍領神學的東西，這是從他們工作處境的實況出發，「我們做倉的，見到很多謊言在裡面，不公平，歧視我們語言不準，歧視我們的膚色，不給我們足夠裝備，做假數冤枉我們」，而他感到，能讓受壓迫的基層人士在工作場所回到真實，不被這些謊言欺騙，就是一種關心。

比如和工友一起吃飯的時候，Marcus會故意用誇張和講笑的方式，講述在工作中發生的那些被壓迫、被冤枉、被欺負的經歷，以此來嘲諷管理層和他們的不公處境。面對經理無緣無故甚至很無聊的責問，香港人通常不會反駁，只是麻木地承認是自己的錯和問題，但「長時間這樣，就不知道這些指責究竟是真是假，只是在麻醉自己」。用笑話的方式應對，Marcus將那些遭遇放大，才能看清楚這其中的謊言和不真實，才能使人回到真實中，「我見到很無理的要求，就放大成笑話，告訴大家這是一個假象，世界不是這樣的。」Marcus講述時語氣堅定而認真，充滿鬥志，幾乎讓人看見斯科特筆下的「弱者的武器」和被壓迫者的「潛隱劇本」。

Marcus仍抱著事奉的夢想，如今他在一個工廠租了一個兩、三百呎的角落，為的是讓「一班在倉庫或者工廠被老闆壓迫的人，來這裡傾偈、聚會，令他們講出內心的東西，抒發出來」。他擅長的音樂也成為服事的方式，他打算在本地一間港式茶餐廳搞一個音樂會，不唱詩歌，而是用流行歌，比如許冠傑那些反映現實生活艱苦的歌，來回應香港人在這裡遭受的壓迫。至於職場維權，Marcus也沒有放棄，「不公平對待、頂唔順真的要講出來，如何講又是一個學問」，他打算搞讀書會來討論，遇到壓迫的時候究竟該如何處理，而現在若在工作環境中不能與資方針鋒相對，至少他的事工是一個可以發洩的渠道。

中大音樂系畢業，受呼召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讀神學，Marcus是帶著牧會的心態來到英國，遭遇如此自然也曾有過很大的衝擊，「我知道不可能做文職，但沒想過會那麼惡劣」，也曾對信仰產生懷疑。但體驗過基層的艱難，更試過一齊同行，心態發生變化。如今做基層、能否拿到正式合約，他都已經不再在乎，重要的是他的基層事工，「我用了很多時間成本做出來，希望可以發揮自己的效用」，看到前路，更有一班同行者，「雖然工作還是那麼辛苦，但放工還是開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