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職場神學：普世合一視角下的工作與尊嚴

文：莫介文

〔耶和華上帝〕又對亞當說：「你既聽從你妻子的話，吃了那樹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土地必因你的緣故受詛咒；你必終生勞苦才能從土地得吃的。」（創3:17）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吩咐你們，說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因為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懶散，甚麼工都不做，反倒專管閒事。（帖後3:10-11）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都到我這裡來，我要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在香港的基督教圈子裡，「職場神學」一直是熱門話題。然而，究竟甚麼是職場神學？如果僅僅是基督徒在職場中的信仰反思，或是將信仰原則應用於工作環境，這是否足以觸及神聖、超越與無限的領域？顯然，職場神學是一種處境神學，因為它從職場經驗出發，探索當下與終極之間的聯繫。

正如處境神學的倡導者史蒂芬·貝萬斯（Stephen B. Bevans）所說，處境神學是過去的記錄與當下經驗的相遇。香港福音派經常引用的史蒂文斯（R. Paul Stevens）認為，職場的轉化之所以可能，是因為職場也是天國臨在的場域之一。然而，整體來看，職場神學往往過於理想化和單向化，容易簡化工作環境中權力運作的複雜性，並忽視了工作與職場如何改變我們對天國的理解。

史蒂文斯認為，工作神學的起源可追溯至二戰後的天主教神學家，但其實早在1891年，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在《新事》（Rerum Novarum）通諭中已經提出了深刻的工作神學觀點。一方面，良十三世反對將資本家與勞工對立的社會主義論調，認為最終的目標是追求「共善」而非共產；另一方面，他指出，工作不僅是獲取生活所需和財產的手段，更是人類維護自身尊嚴並參與上帝創造的重要途徑。

九十年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在《人的工作》（Laborem Exercens）通諭中進一步深化了關於勞工權益與工作靈性的社會訓導，並涵蓋了各類型的行業。通諭指出，工作的目的是實踐人類治理大地的召命（創1:28）。雖然墮落使人「汗流滿面」才得以糊口，但這並沒有改變工作本質上的美善。最重要的是，工作表達並提升了人類的尊嚴，是人成為「人之所是」的方式，這成為工作與職場神學的重要參照點。

新教方面，沃弗（Miroslav Volf）可以說是首位系統性探討工作神學的基督教思想家。與福音派透過「召命」（vocation）切入的進路不同，沃弗從聖靈論的角度出發，認為我們的工作是上帝之靈的恩賜，讓我們得以參與上帝轉化世界的聖工。當然，個人的召命與世界的轉化並不矛盾，但正如專研工作神學的科斯登（Darrell Cosden）所言，工作或職場神學不應只局限於個人的職場倫理，亦不應流於對工作的神學評論，而是深入探討工作現象的深層實在。

從普世合一的視角來看，職場神學不僅關心與上司、同事和顧客的相處之道，或個人的職業發展，而是從勞動的本質、工人的權益、經濟活動的系統，及商業倫理的具體處境出發，揭示其中的結構性權勢與力量，並探索轉化的可能性和方向。

根據第二個創造敘事，上帝創造人類，並命他們耕耘和看管伊甸園（創2:15），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工作。因此，在聖經傳統中，工作與人類和大地的關係密切相關。當人類因僭越自己的位份而受到懲罰時，他們與大地的關係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導致我們「終生勞苦才能從土地得吃的」（創3:17）。某種程度上，當代資本主義對勞工的系統性剝削，與人類的「原罪」一脈相承，並將人與上帝及大地的異化關係擴展至勞資關係，甚至如馬克思（Karl Marx）所言，人與自身的工作也出現了異化。

然而，工作本身並不是一種懲罰，而是上帝創造意向的一部份。人類是按照上帝的形像受造（創1:26），因此被揀選成為「共同創造者」（co-creators），參與上帝在世間的的計劃與行動。墮落使工作變得勞苦，但並沒有改變工作的本質。因此，保羅（或託名保羅者）提醒教會中的弟兄姊妹，不應因為末世將至而懶散不做工（帖後3:10-11）。工作並非單純的職業，而是一種內在於人性尊嚴的生活模式，是人活出上帝形像的重要途徑。

對於認識上帝藉著基督成就救恩的信徒來說，工作的神聖性更是不言而喻。雖然罪使工作陷入各種扭曲的關係，但基督所帶來的轉化力量透過信徒的入世參與，將這股力量注入工作之中，使一切勞苦重擔得以歸於成為肉身的聖道（太11:28）。這並不意味所有職場中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它為揭露和批判那些使人異化的權勢提供了靈性與精神的根基，從而使深刻的工作神學或職場神學成為可能。

無論是香港人在移居他方後經歷職場的巨大變遷，還是留港者在新時代重新思索工作的意義，這些經驗都可以成為發展工作神學或職場神學的契機。我們不應再停留於個人的職場倫理或成功見證，而應在轉變中的香港，認真討論工作的工具性、關係性與本體性多個維度，揭示隱藏在職場中的異化力量，並倡導能夠讓人活出尊嚴並參與社會轉化的工作文化。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