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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青山醫院義工聊在瘋癲的世界中相信愛

文：胡清心

（本報導內容純屬受訪者的個人觀點與感受，不代表青山醫院院方或基督教院牧部之立場）

1975年，《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上映，片中呈現的精神病院是壓迫、去人性化機器的形象，正正迎合70年代美國的反權威運動、反精神醫學的潮流，因此影片也成為反精神醫學和青年抗爭文化的標誌性文本。另一邊廂，社會學家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有關瘋狂和理性秩序的分析著作《瘋癲與文明》（Folie et deru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al’ age classique）和《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分別於1961年及1975年出版，揭示現代社會如何透過精神病院、監獄等制度與空間，把被視為「瘋狂」的人隔離，同時塑造出「正常」的主體，深刻影響後世對精神病院的批判與反思。

自70年代開始，福柯的著作逐漸成為精神醫學史和社會學的核心框架，而《飛越瘋人院》因其對精神病院與權力的描寫，與福柯的問題意識高度契合，於是被納入為福柯式分析精神醫學、瘋癲與紀律權力時的經典案例之一，也成為大眾對「福柯式精神病院」想像的重要影像文本。

然而，當我們今天走進真實的精神病院，看到的情景卻不止於「福柯式精神病院」的去人性化權力機器，也不只是《飛越瘋人院》裡被壓迫的瘋人。那裡有規訓與監控，但也有日常的唱歌、聊天、手作和電話；有被隔離的病人，也有在邊緣地帶試圖陪伴他們的人。

本文記錄了兩位曾在青山醫院做過義工的前神學生——阿蝶（化名）和Amy——在精神病院裡的親身經驗。他們的故事既不取消福柯式批判，也不否認《飛越瘋人院》揭示的壓迫，而是從日常工作一路走到深入的分享：從唱歌、探訪、接電話，到面對混亂語言與暴力風險；從自認「我們什麼都不是」，到嘗試說出「神愛他們的世界」；最後再回到「社群」，想像精神病院之外能否有另一種承載瘋狂與脆弱的共同生活。

唱歌、走廊、探訪區與電話那頭

阿蝶的第一段相關經驗並不在青山，而在院舍，曾照顧過失智及精神健康又困擾的舍友。他日常需負責文娛活動、社交、小組與身體訓練，熟悉長期住院者的生活節奏。他形容，那種生活是一種高度重複的「routine的生活」，所有事情按部就班，無甚波瀾。這對於情緒嚴重不穩定的人而言，反而是一種讓身心穩定下來的安排：透過穩定的環境和路線，令最困難的那一部分——大腦——有機會慢慢冷靜。

Amy 在新加坡教會曾參與精神病院義工，因此對她而言，精神病院不是陌生地帶，但 CPE 的形式令她第一次要在一套牧養與心理學的框架下，正式反省自己在病房裡的每一個舉動。

在青山醫院，他們的工作不似醫生那樣診斷，也不似護士那樣打針派藥，更不似社工那樣安排福利。他們的每日例行，大致由幾種場景交織而成。

一個普通的早晨，是從唱歌開始。逢星期三，義工帶領「sing‑song session」小組活動，與病人一齊唱歌、玩遊戲。完成唱歌環節之後，他們會走向開放給家屬的探訪室——裡面有桌椅，病人輪流出來見家屬或義工，有護士在場留意情況。病人從病房區中出來，義工以兩人一組坐下，同他們傾談，了解近況、聽故事、以及僅僅陪伴。阿蝶則提到，除了這種「正式探訪區」，青山還有一個「心靈關顧站」，更像一個臨時的牧養空間：門診病人等輪候很久，只為見醫生幾分鐘或拿藥的一刻，在漫長的等待之中，有些人會走入關顧站，主動找人傾訴。至於接觸到的病人究竟是何病症、是否嚴重，阿蝶笑言好像是「開盲盒」，他就曾試過見一個病人用了好幾個小時，事後連督導都來關心他的狀況，「怕我出事，會chur」。

日常裡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場景，就是電話。院牧房的電話並不是只接教會或牧師，而是大量來自家屬——有人打來說「細佬有事」，有人打來說「驚佢好孤單」，有人打來只為問一句：「醫院會點樣對待我家人？」他們多數沒有宗教信仰，只是「好無助」，在不知道如何接觸住院親人的情況下，試圖從院牧那裡得到一些關於醫院的解釋，以及一些情緒上的支持。

在這些場景之間，他們對自己工作的認識很務實。阿蝶坦言，人手真係唔多，「咁大間院，應該一定睇唔晒」，義工只是有限的一點人力。他們只能在有限時間內見有限的人，今天見唔晒，就明天再來；今天只能陪某幾個人，就要接受有人那天只有醫生和護士的陪伴。

義工院牧：「我們什麼都不是」

在青山醫院工作之前，兩人都要經過一日的 orientation。這個看似行政性的環節，對他們後來理解自己角色有關鍵影響。

Amy 描述，這一日的內容包括介紹不同類型病人的狀況，讓義工知道青山「係做乜」，讓他們明白自己會面對的是抑鬱、思覺失調、混合症狀、長期住院者，以至反覆入院者。亦會教導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在暴力風險和性騷擾風險之下工作，例如女義工不會獨自與男病人一對一接觸，男義工也不會獨自與女病人相處，現場總要有更多人同行。他們被提醒，有些病人曾被標示有偷竊或攻擊行為，護士會先行告知，讓義工迴避可能觸發事件的情境。

談及義工的角色，阿蝶有些奇怪地用「我哋咩都唔係」來形容。這句話在精神病院的現場並不是自貶，而是一種對自己角色的清醒描述。

在一個高度紀律化的空間裡，病人的日常由醫生和護士規畫：床位如何安排、藥物如何調整、何時覆診、何時約束、何時可以出院。社工則掌管福利、出院後銜接、社區支援。相比之下，院牧義工的位置顯得曖昧。他們不是醫生，沒有診斷權，不會開藥；不是護士，沒有照護責任，不會替病人派藥或處理身體狀況；不是警察，不掌管懲罰或管束；甚至在制度上，亦不是「必需」的一環。

阿蝶形容，醫護不覺得院牧的工作能直接幫助醫療：「佢哋唔覺得我哋啲嘢係幫到醫療上面嘅乜嘢。」他在病房裡的位置，既不負責治療，也不負責管理，只是在病人和制度之間多了一個「可以講嘢」的耳朵。Amy 的體會則是，自己原本在教會建立的牧養習慣——「將人 direct 番返去上帝」、「唔好再諗啲 depressing 嘢」——在青山被迫重新檢討。在嚴重精神病的狀態裡，「將人拉返去神」未必是第一步。她開始明白，在病房裡，先要陪伴情緒、先要讓對方把混亂的故事說完，先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而不是急於替對方提供屬靈解答。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什麼都不是」反而成為院牧義工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正是一群在醫療權力之外、在法律紀律之外、在家屬壓力之外的人，暫時進入病人的世界，只作陪伴與聆聽，不作診斷與裁判。他們不是「醫療的延伸」，反而可以成為那個在多重權力與需求之間，提供另類的心靈空間的人。

阿蝶亦提到，這種「什麼都不是」的身分，也讓他們能夠為病人提供社交上的空缺。「係病房，嗰啲社交好單一嘅，被人蝦唔出奇，（病人之間或醫患之間）有固定嘅power dynamic」，而與這些權力機制之外的義工交流，能讓病人得到期望的、相對舒服的、屬於日常的社交。

從閒聊到讀出情緒：學習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兩位受訪者都談到，自己最初只懂得「閒聊」。阿蝶過去在院舍，慣性談天氣、吃了什麼、一些非常日常的話題。Amy 在新加坡做義工時亦然：「每次我自己都係講返啲好 superficial 嘅嘢。」但在青山，他們在「閒聊」中更要學習去感知每一句話背後的情緒、恐懼和記憶。

Amy 說起一個混合抑鬱與思覺失調的病人。那個病人不斷在不同年代之間跳躍：一會講舊同事點樣欺負他，一會跳到現代護士「搶咗佢啲嘢」、話自己物品不見了，再跳回童年時代，講細佬哥或叔伯的故事。整個敘述毫無邏輯，時序完全混亂。她和義工同伴跟不上他的故事，不可能用「理性分析」去回應，只能讓他說。

在督導的協助下，她開始看見，那些看似沒有連結的故事，其實有一個共同底色——「被人欺負」。病人的情緒是憤怒和恐懼，充滿抱怨。每一個事故看起來都是孤立事件，但背後的情緒線索是一致的。她說：「我哋唔會同佢講 reason，唔會同佢講『你唔好咁諗啦』。我哋畀佢講，因為佢係想 narrate 佢個 story。」在這樣的陪伴裡，她覺得自己學到的是「read between the lines」，以及學會清楚自己的角色——不是普通朋友 chit chat，而是有意識地陪伴一個需要被聽見的故事。

阿蝶則從另一角度描述，自己如何學習觀察病人的非語言表達。有些人一講到某個位置，就開始抓自己手，或者重複某些動作；有些人看似平靜，但表情和動作透露出爆裂的邊緣。他說，「你就知道佢其實喺度爆裂，但佢講嘢好似冇事。」在做義工的這段時間裡，他逐漸明白，精神病院裡的語言是混亂的，甚至常常是幻覺或妄想，但那並不代表「裡面什麼都沒有」，而是需要透過陪伴、反覆探訪和督導，讓這些碎片慢慢呈現出情緒的線索。

神愛他們的世界：在瘋狂世界裡相信愛

在大眾想像中，院牧本就是滿足感和回報感極低的工作。一個癌症病人，無論用盡全副心力關顧，他最後仍可能因回天乏術而逝去；但病人在世時，或許還能感受到家人、醫生、護士和院牧的關切與愛，並表達謝意，總能聊以慰藉。然而，當面對的是一個大腦徹底脫序、混亂、短路，根本無法對話溝通的對象，我們如何能確知，他能夠感受到這份愛？而他是欣賞這份愛的呢？如果昇華一下，這個問題其實在問的是，我們如何在混亂、暴力與無力當中談「神愛世人」？我們如何相信神愛的人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具體地包括這些活在瘋狂世界中的人？

阿蝶曾面對一位自稱是「神」的病人，那人會引經據典，講一些似是而非的神學說法，令他這位神學生、信徒、義工三重身分完全「扎晒」。他說：「我係信徒，又係神學生，又係義工，依家對住一個自稱係神嘅人，我要用咩位同佢傾？」他一度想反駁對方，後來意識到那樣做只會傷害他。他嘗試用老師教的「God’s presence」去陪伴，卻發現行不通。

最後，他的答案不是宏大的神學，而是回到最基本的聆聽。他說：「你肯聽佢講故仔，其實已經幫到佢。佢自己都知自己講嗰樣嘢係唔係真，但佢要咁 proof 自己有 issue。」在他看來，願意與這樣的人保持關係、願意再去見他、願意承受自己的困惑，本身就已經是一種愛——不是解決問題的愛，而是陪他站在混亂世界裡的一種愛。

Amy 則從家人經驗出發，坦承自己對親人往往「冇耐性」。作為照顧者，面對不食藥、不肯看醫生、每日情緒起伏，是極限的試煉。她說，如果病人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她反而較容易關懷他；但在家裡，自己「唔得」，需要其他人去關心親人。

然而，在青山的病人身上，她會較容易相信他們感受到愛。她說，病人或許表情不多，但知道有人在場。「佢哋冇表情畀你，但佢知道你喺度，presence matters。」很多病人最後都會主動要求祈禱，視祈禱為一種「invoke 神的方式」，在無助之中抓住這份神聖感。祈禱不必講太多「神愛你」的大道理，只是讓他們感覺到，有人為他們向神說話。

兩人的說法，一個從聆聽出發，一個從陪伴與祈禱出發，都指向同一件事：神愛的並不是那些已經恢復理性的人，而是包含混亂、崩塌與無力在內的整個世界。「神都愛佢哋嗰個世界」，包括我們眼中的瘋狂世界，阿蝶說，「佢嗰個世界唔係我哋嗰個世界，唔係要入到佢嗰個世界，先會見到佢係完整。」完整不是症狀消失，而是有社群、有故事、有被聽見的生命。

「我哋只係好彩」：脆弱共同體的視角

兩位受訪者都不願意把精神病患者簡化成「好慘」或者「好恐怖」，而是用「脆弱共同體」的語言去看待。阿蝶說：「我理解佢哋全部都有故仔。其實我只覺得，我哋普通人只不過係好彩。」在他看來，很多精神病患者的生命歷程，與一般人並無二致——失去至親、生活骨牌崩塌、密集創傷——只是密度更高、衝擊更大，又缺乏在關鍵時刻出現的支持者。

他認為，每個人都好脆弱，都有啲嘢頂唔住。如果從脆弱出發去看世界，就會少了「癲狂／正常」的二分，而更多理解眼前的人是在什麼狀態。精神病患者的故事，不應該只是被放在「病史」欄位，而是要被視為我們共同脆弱的人類史的一部分。

Amy 則把視角延伸到職場與教會。她說自己工作地方有不少同事，身上帶著輕微抑鬱或焦慮，只因自己在青山實習過，才看得出哪些人其實需要支持。她覺得坊間的關愛精神健康講座固然有用，提升 awareness，讓人知道何處求助，但最大的缺口在於那些「跌喺裂縫之間」的人——沒有時間、沒有錢、沒有 network，想看醫生但看不了，想求助但不知道去哪裡。很多人走進教會，卻因缺乏支援而離開教會，成為社會裂縫的一部分。

當一個人失去控制自己行為、不能有效遵守社會的 discipline，被精神病院隔離，他是否「不完整」？是否「不配做人」？

Amy 的回答是反問：「唔完整係點 define 呢？即使冇咗 mental capability，都係人。」她同意在醫院裡，病人是在法律系統之下被隔離，以免傷害親人，這是社會出於安全考量的決定。但她也看見，在康復期裡，如果社會願意給機會，他們可以做簡單工作，重新融入社會。她提到自己任職機構的一位同事，曾在精神病院住院，如今在康復期，主要工作是送文件和包裹，每天走過十幾條走廊。那不是光鮮職務，但令他每天有目標、有節奏、有收入，是一種讓他再次站在社會中的方式。

阿蝶則以信仰語言補充：「唔係醫好佢就完整。你醫好佢，冇人認識佢，冇社群承載佢，咁佢點會係一個完整嘅人？」在他眼中，完整不是醫學指標，而是一個人被人認識、被社群記得、被故事承載的狀態。精神病院只是其中一站，真正讓人「完整」的是之後能否被社群接納。

青山之後：從共同生活的社群想像開始

在這樣的理解下，院牧義工的角色既有限，又關鍵。他們知道自己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不能令病人症狀消失、不能改善家屬的經濟與照顧壓力、不能改變精神醫療的整體制度。因此，他們不把自己看成「解答一切」的人，而是願意承認，自己的工作只是「同佢行一段」。阿蝶說：「有啲結果係真係好難掌握。你見啲前輩講，之前和解咗又點啫？後面生活嘅難處仲喺度。」他因此覺得，院牧角色不是負責幫人解決全部問題，而是同佢哋行一段，甚至只係行某幾步。

Amy 學到不要用一套「好正面」的屬靈語言將病人的情緒簡單導向上帝，而是先陪伴、先聽、先在督導的幫助下理解自己恐懼與軟弱，才有能力留在病人的故事裡。對她來說，這是從「立即指向神」到「先學做人」的一個轉變。

這種院牧工作常常沒有明顯的「成果」。病人可能仍然住院，仍然被社會歧視，仍然在混亂中掙扎。但阿蝶相信，有時有個人聽完一次故事、陪一次祈禱，就已經為對方的世界增加了另一個錨——不是穩住整艘船，而是讓船在風浪之間，至少有一點可以暫時繫住。

離開了這份義工工作後會怎樣？阿蝶的靈感是「社群」。他對社群的想像並不從大型機構開始，而是從共同生活的細節。他覺得，社群是有返一啲基本共同生活：飲飲食食、玩玩樂、leisure，有來有往，有啲互相依賴。那些看似微小的相處——一起煮飯、一起閒聊、彼此幫忙一些小事——對精神病患者來說，可能是重新感受到自己在世界中被需要的方式。

他認為，社群的重點在於，病人有多一些 social life，而不只是被動接受治療或紀律。有人關心他們正在學什麼，而不只是壓抑他們的「癲」和「嗌」。社群本身是一個「共學社群」，醫生、導師不再是唯一權威，患者亦可以是導師——至少在反省中，教導我們如何面對痛苦、如何理解脆弱。

Amy 則把社群想像延伸到職場與教會。她看見有機構願意雇用康復期的精神病人，給予簡單工作，讓他們重新建立日常節奏；亦看見更多有精神困擾的會友進入教會，但教會往往缺乏足夠資源和經驗去支援，令不少人「離開教堂」，成為社會裂縫的一部分。她覺得，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病人送回社會」，而是建立能承載他們經驗的群體——教會也好、工作團隊也好、支持小組也好——讓他們的故事被聽見，而不只是被歸類為「症狀」。

在青山醫院的兩個月裡，阿蝶和 Amy 都學到一件事：精神病院不是純醫療空間，而是一個極度脆弱的世界。他們沒有成為醫生，也沒有成為救世主，只是暫時成為「什麼都不是」的一群人——在權力與紀律之外，陪病人講故事、陪家屬落淚、陪自己面對恐懼與無力。

「納入式排除」：保護的名義下，被捕獲的生命

除了個體經驗，從神學和理論上分析，對於那些完全混亂、無法正常溝通的人，神的愛或者人的愛還可不可以抵達？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陳家富博士認為，可以從理解「瘋狂、理性與正常」的整體結構入手，再回應愛是否可能到達。

他指出，當代社會慣常在醫學、法律等層面，把「理性」與「不理性」作出區分，理由往往包括社會穩定、公眾秩序、醫療安全等，並據此對瘋狂或非理性的存在進行排斥與禁錮——這正是福柯早年所揭示的生命政治問題。醫療、法律、教育甚至宗教，都在這種生命政治下行使權力。

但陳家富提醒，今天的治理方式已經不再只是福柯筆下那種直接排斥。社會不斷用「共享」「包容」「共融」這類語彙包裝自身，彷彿我們對非理性與瘋狂愈來愈進步、愈來愈接納。對此，他引用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Agamben）的分析，指出這一套看似友善的模式，反而構成一種「納入式排除」（inclusive exclusive）的治理機器。這種「納入式排除」，不是把異常者推到制度之外，而是把他們納入法律、醫療、健康體制之中，看似得到保護與照顧，名義上不再被歧視，實際上卻在這個納入機器裡被更細緻地「捕獲」。

這種機器的運作，並不單純製造「正常 vs 不正常」的對立，反而生產出介乎「人與非人」之間的一種模糊存在。以精神病患者為例，他們在社區中出現，某種意義上仍在法律與制度的範圍之內，卻同時被醫院、家人與專業人員持續檢視；他們既不是完全「被禁錮的瘋子」，也不再是純然的「正常人」，而是在正常／不正常邊界上、隨時可被再度排斥或再度納入的一群人。

陳家富引述阿甘本對納粹集中營猶太人處境，來形容這種狀態：在集中營裡，猶太人某個意義上仍在法律範圍內，並不被視為純粹野獸或動物，但他們的生命又可以被隨時送進毒氣室，毫無保障。這種既在體制之內、又隨時可被犧牲的處境，就是阿甘本所說的「例外狀態」——一種由正常領域內部生產出來的空間，而非單純在秩序之外的「外部」。

在這個框架下，「納入」與「排除」不再是兩個相反動作，而是一套同時運行的機制。當社會強調包容與共融，將精神病患者納入常規場域時，也同時保留隨時再次排斥的可能，使他們長期停留在一種身份不確定的邊界。

重新檢視「正常地圖」，而不是只加強包容

由此出發，陳家富對「更友善、更包容的社會」保持警惕。他指出，如果只追求在既有「正常／理性」地圖上增加一些包容作法，例如讓精神病患者能在社區或教會中被容納，這樣做很可能只是使「納入式排除」機器運作得更純熟，而非真正打破問題。

在他看來，真正需要問的不是「如何讓異常者被納入正常地圖」，而是「這張正常地圖本身有甚麼問題」：我們如何定義溝通？如何定義理解？是否預設生命必須可被清楚理解、可被有效溝通，才算合法與正常？若答案一直是肯定的，那麼在肯定這個標準的同時，社會便已經生產出一整批「不可被理解」「不可被溝通」的被排除經驗。

「當我們面對那些似乎無法在正常狀態下溝通、理解的人時，我們如果只懂得說「讓他們回到正常溝通狀態，便會忽略其實無法理解、無法溝通本身也可能是一種需要被重新認識的生命處境。」陳家富主張，與其強行把這些生命經驗拉回既有的理解框架，不如承認生命裡本來就存在一些無法被溝通、無法被翻譯的區域，並在那裡重新學習做人的方式。

教會與精神健康：友善動機與權力問題

談到近年香港教會大力推動「精神健康友善教會」的潮流——包括邀請精神科醫生與社工普及精神病分類、危機介入、精神健康急救課程，並強調教會不應害怕精神病，應該學習辨識症狀、適當轉介、在 panic attack 或嚴重情緒發作時不恐慌而是提供支援——陳家富直言，他不懷疑這些倡議的動機與政治上友善的姿態。相較於長期無知與恐懼，讓信徒對精神病有基本認識、避免不恰當對待，確實是進步。

然而，他也提醒，當教會以高度制度化、課程化的方式處理精神健康時，往往正好重演了福柯關於「談論性」的警告：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不談性」，而在於「談得太多」，以致在不斷談論的過程中，權力對此議題的掌握與介入愈來愈深。類似地，當教會把精神健康變成一套可被掌握、被管理、被教導的專門課題時，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加強了對這一群體的權力位置。

在陳家富看來，如果教會只是在原有崇拜與團契模式底下，要求信徒「多一點空間去包容」精神病患者——例如在聚會中有人突然大叫，要學習不驚慌、視之為可理解的事情；有人在對話中突然停頓或情緒失控，要學習寬容——那麼這種「包容」仍然只是把異常者納入既有體制之中，並未真正動搖體制本身。

他更關心的是，教會是否願意「摧毀自己既有的模式」，重新認識這類存在，使之不再只是被看作一群「需要特別包容的弱勢」，而是被視為人類存在的其中一種「模態」。換言之，精神病患者的存在方式不只是現有秩序中的例外，而是人之為人的眾多可能形態之一。若能如此，教會就不再只是「對待他們」，而是承認「我們其實也是這樣存在」，從而讓整個群體的生命結構被重新調整。

「神愛他們的世界」：不再以可理解作為前提

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們是否能相信，神愛那些腦海完全混亂、瘋狂的世界？陳家富表示，他很認同受訪者談及的「神愛他們的世界，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進入他們的世界」。

在陳家富看來，這句話的背後，其實是在鬆開「只有可被理解、可被溝通的生命才算正常」的前提：一旦承認有些生命狀態永遠無法被我們理解，無法被我們溝通，而神仍然愛它，那麼我們便不再需要以自己的理解作為判準，來決定一個生命是否值得被愛。

這也牽連到他對某些既有牧養論述的反思。陳家富回顧盧雲在方舟團契與弱智弟兄阿邦同行的經驗——盧雲曾說，自己不是去照顧阿邦，而是在他身上學到很多屬靈功課。二十年前，他聽到這番話時深受激勵，覺得它顛覆了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權力關係；然而二十年後，他開始懷疑：是否我們總要在對方身上「學到東西」，才能為他的存在建立價值？

他提出一個更激進的可能：是否可以承認，某些生命在既有社會觀念下「就是冇用」，沒有任何生產力、沒有任何可見的回報或功效？「我們不需要急於為這樣的存在找到屬靈理由或教育意義，只需承認它是一個這樣的存在，而我們與之相處的過程，可能充滿不明白與不安，但不必強行以我從他身上學到甚麼來 justify 這段關係。」

「一旦我們總是要求這樣的 justification，我們便再次落入納入式排除機器：那些可以被賦予意義的生命，便被納入；那些無法被賦予意義的生命，便被排除。阿邦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他被敘述為讓我們學到屬靈功課的人；而另外一個我們學不到任何東西、甚至無法理解的生命，則在這種敘述中被邊緣化。」

沒有回報的同在：在徒勞之中安放意義

當談及面對精神病人的時，無論做什麼，似乎沒有任何可見回應所帶來的焦慮；在一個強調「存在要有意義」「行動要產生 meaning」的世界裡，如此徒勞是否可被接受？陳家富的回應，是將這種焦慮置於一套「經濟回環」的思考模式之中。他指出，我們做事總期待某種回報，回報未必是金錢，也可能是一個笑容、一句接納、一個肯定；甚至在行動發生之前，期待回報的想法已經在我們心裡運行，成為驅動行動的理由。這樣一來，整件事便不再純粹是「付出」，而是預設了回報的交換。

他並非否定人尋找意義的傾向，而是提醒：若意義總被理解為某種可計算的回報，很多生命處境便會被排除在意義之外。相對之下，他更欣賞一些日常例子，例如「朋友很傷心，你只是陪他坐著，甚麼都不講」，這種同在本身不生產任何東西、不達成任何目標，卻可能在不可描述之處承載了某種意義。

在這種理解下，對精神病人的愛也許不再以「對方是否 get 到」「是否有所回應」來衡量，而是回到一個更朴素但也更艱難的姿態：在沒有回報、沒有可見意義的情況下，仍然願意在場。這種在場，既不需要被屬靈化為「我學到甚麼功課」，也不必被心理學化為「這樣對方的症狀更穩定」，而只是承認：在一個充滿排除機制的世界裡，仍然存在某些不被計算的、無法溝通的、卻不因此失去價值的同在。

以陳家富的話來說，或許真正要被動搖的，不是精神病人是否能被納入，而是我們對「正常」「意義」「回報」這些字眼的執念本身。當神學與教會願意從這裡開始重新學習，關於「神愛他們的世界」的說法，才有可能從口號變成具體而困難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