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嘉牧師
今年 3 月，香港心理衞生會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公佈第七屆「全港抑鬱指數調查」結果。 調查顯示，港人的抑鬱及焦慮指數再創歷年新高。更令人關注的是，逾五成受訪者表示不會，或不確定會否尋求專業協助；情緒有困擾時，愈來愈多人選擇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作為牧者，一方面，我為社會對精神健康的關注有所提升而感恩，也真心盼望更多人在情緒困擾中願意尋求專業協助，而不再諱疾忌醫；另一方面，我亦深深覺得，教會必須認真思考：在港人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嚴重的處境中，基督信仰和信仰群體可以如何回應？我們又如何重新理解牧者與教會，在這個世代中的角色與呼召？
在探討教會應如何回應之前，我會先問：今天的教牧是否對精神健康有足夠的認識？在傳統的神學訓練當中，神學院甚少開設專門認識精神健康的課程；即使有，也往往不是系統性的精神健康訓練，結果是很多教牧對精神健康的認知都只是「一知半解」。當教牧不了解精神疾病，自然難以真正明白受困者的掙扎，也無法提供適切的回應和協助。同時，欠缺基本認識也很容易造成二次傷害，例如把精神健康困擾簡單歸咎為當事人的靈性軟弱或信心不足。 在我牧養的過程中，也曾聽過有教牧認為，當事人是利用精神健康的說法來「掩飾」他們的「屬靈問題」。當我們把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過度簡化為「屬靈問題」，其實就忽略了當事人所面對的遺傳、生理、心理及環境等多重因素，並把沉重而不必要的屬靈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 教牧往往沒有意識到，自己對精神健康的無知，以及對受困者掙扎的漠視，本身就是令病情惡化的原因。此外，國外不少心理學研究都指出，扭曲的信仰價值所產生的罪疚感和恐懼，以及與宗教領袖的衝突，都是信徒感到焦慮和抑鬱的常見來源之一。 所以，教牧不但需要提升自己對精神健康的認識，也要對宗教信仰對受困者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影響更加敏銳。
牧者必須接受自己並不是能解決所有問題和給予所有答案的「上帝代言人」，並勇於承認自己的無知，當遇到受精神健康困擾的肢體時，我們要懂得轉介給專業人士。牧者的呼召不是取代醫生或專業治療師，而是成為他們在精神健康掙扎路上的同行者，放下「解決問題」的前設，以謙卑的臨在、聆聽和同理心肯定他們的經驗。牧者的不能也並不代表上主無能，也不代表信仰從此就在精神病患者生命中失去意義。因為基督信仰本身就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和技巧，而是讓我們在許多仍未被解決的掙扎中，經驗「以馬內利」──主與我們同在的應許。作為牧者，我們能做的就是藉著我們的陪伴和同在，創造一個契機和空間，讓對方也能感到上主的同在。然而，這一切都不是人能夠掌握的，我們不知道這些陪伴能否在短期內帶來什麼可見或可量度的成效。牧者要學習放下對「病情好轉」或「成效」的執著和操控，在有限之中，真誠地與有需要的人同行。這樣的話，牧者的使命就不再是「功能性」地幫助會友解決問題，而是「關係性」地參與對方的生命，一同盼望、等候和經驗上主的恩典，而這就是「臨在牧養」Ministry of Presence 的精髓。
當牧者明白自己是同行者的角色時，就能帶領整個教會，慢慢成為一個對精神健康友善的信仰群體。教友不需要因為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而感到羞恥，或被貼上「不夠屬靈」的標籤，當他們尋求專業治療時，也無須背負背叛教會、或放棄信仰的罪疚感。在這樣的環境裡，教友會更願意表達自己的掙扎，甚至彼此分享他們找到的資源，讓更多人可以成為同行的伙伴。同時，教友和教牧也能放下「一定要讓對方好起來」這些不必要的包袱，使有需要的人更願意向牧者敞開自己的故事和掙扎。在這個基礎上，教會上下可以一同學習關於精神健康的知識，更早察覺各種精神健康狀況的徵兆，減少對受困者的負面標籤和誤解。教會若進一步認識社會上的資源，也能建立清晰的專業轉介網絡。有研究指出，一條明確的轉介途徑，加上教會與專業機構之間多元而互信的合作關係，能夠對有精神健康困擾的人帶來實際而正面的幫助。 因此，教會的呼召從來都不是要成為，或取代精神科或專業輔導，而是成為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群體。在與有精神健康困擾的肢體同行的路上，集中資源提供靈性與關係性的支持，讓整個群體，包括受困者與照顧者，都在過程中一同成長，並一同經驗上主豐富的恩典。
最後，不論一個人是否有信仰，都可能在生命中面對精神健康的挑戰。也許，有各樣困難本來就是人生的常態。信徒不是被呼召成為完美無缺的人，牧者亦然，正如盧雲神父所說，我們都是「負傷的治療者」。即使教會對精神健康有了更多意識，也願意委身同行，我們仍然會面對失敗、有限和不能同行的時候。因此，教牧無須與其他教會或專業比較，也不必以「同行成效」作為衡量牧養的指標，否則連「同行」本身也會被工具化。無論採用哪一種牧養模式，我們都需要學習真誠面對自己的不完美與創傷，靠賴上主的恩典，在彼此接納中同行，讓教會成為一個「負傷的治療群體」，在傷痕之中，一同經驗醫治與盼望。
合·未道 Hub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