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 – 合·未道 Hub Channel

文：山

去年這個月份，開始失眠。鎮靜劑，由半粒到兩粒，由有效到無效。轉介信上的病名，由失眠寫到抑鬱。救護車，叫過三次。

某個晚上，我已經吃到最大劑量，但頭顱裡面的那個吸塵機沒有停過，不斷把我的意識向頭頂扯。我很用力，仍嚐不出那口番茄米線的酸甜味；我很用力跟上朋友的話，但只看見他的口在動。

我在西九龍一家醫院醒來。醫生拿來一張表格。我在上面簽了名，自願入院。

燈是黃的，地板、牆身，也是黃的。大廳裡四五十人：有些趴在沙發上大睡；有些坐著不動，眼神呆滯地望著前方的電視，電視播著TVB新聞；有些人在活動大廳和病床區之間的長走廊上來回走路，走兩步又停下來，對著空氣亂打一通；窗邊的長枱有人圍在一起玩UNO；還有人走到門口的當值枱前，對著護士發表對共產思想的見解，但護士沒有理他。像九十年代的社區中心，只是所有人都穿著一樣的格仔病人服。

護士領我穿過長走廊到護士站登記。我沒有看任何人，但覺得這裡的人都在打量我。

「我哋會用個袋裝住你啲衫褲鞋襪，出院時俾返你。你嘅電話、銀包、證件，會放喺財物部。」他在表格上記下我身上所有的物件，連每張鈔票的號碼都抄下來。他說，有院友會執著於那個號碼。他又給我紙筆，叫我抄下親朋的電話號碼，因為日後打電話，只能用公家那部。

另一個護士給我一套格仔病人服，叫我換上。他叫我不用太害怕，能在病房自由活動的院友都不會傷人，可以試著找人聊天，不然日子會很難熬。「開放啲，你咪當呢段日子係一個人生體驗。」

我站在護士站門外，看著走廊盡頭的大廳。我不是他們，也不想變成他們。我看見不遠處有張空膠椅，就坐下。這邊的冷氣比大廳更凍，我把雙腳放上椅子，雙手抱著雙腳。直到晚飯時間，我才走去大廳，找個角落吃飯。

有個院友問我為什麼入院。我回答，焦慮。「焦慮？好難搞㗎喎，好唔返囉」，說完，他哈哈大笑起來。我扒多兩口飯，便交還餐盤，揣著所剩無幾的鎮定，回到護士站門口的膠椅上。

過了一段時間，護工打開病床區的門，大家排隊進去。撲面而來一股消毒水味，混著尿臭味，數十張床幾乎貼著擺放。我找到我的床，躺上去，等派藥、拿水，然後睡覺。出乎意料的是，關燈之後，這裡一片寧靜。

這裡的人似乎住了很長時間。我會不會變成他們？他們第一天是否也躺在這裡，跟我一樣在想同樣的問題？

早上七時，護工會準時趕我們出大廳，然後把所有床推進病床區，再把門鎖上。這裡的人也一樣會賴床，護工會直接把礙事的人叫醒：「起身啦！咪撚瞓啦喂！」聽說是院方不希望我們白天上床睡覺，免得夜裡睡不著鬧事。

這裡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找個地方坐著、伏在枱上睡、然後換個地方坐著、玩UNO、下棋、幫職業治療師摺文件夾，或者跟某些還肯跟人說話的院友，聊聊各自被怎樣的命運引領到此處。

拉筋是我唯一會在這裡做的運動。我死也不肯沿著走廊走來走去。太像精神病了。但有時兩個人想要私聊，不想讓其他人偷聽，沒有辦法，還是要邊走邊聊。

排隊拿早餐時，有個身材高挺，all back頭，戴名牌眼鏡，看上去三十多歲的院友問我，是否第一次進來。我答他是。

「我叫T，都係第一次入嚟呢度。」我帶著點戒備聽他繼續講下去。他指一指大廳角落窗邊的一張枱，說：「我見你都係算正常，不如你同我哋幾個一齊坐？」我答他：「好。」

他一邊攪拌著那碗很淡的鹽水通粉，一邊解釋，情緒病是mood disorder，精神病是psychosis，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前者是由壓力崩潰引致，有得治；後者通常是因為濫藥或遺傳，沒得治，只能控制。

他說我們這種病人，通常不到兩個星期，就會放出去。「我都諗過寫信申請早走，好彩俾人攔住。之前大把人試過，無個得，彈返轉頭就變強制，起碼廿八日。」T說。「我建議你唔好試，乖乖捱埋呢十幾日。」

他介紹自己和同枱其他院友，說大家都是因為一時情緒失控，想自殺，而被「建議」進來，都是第一次。他早我一個星期進來。除了一天幾粒應急用的鎮靜劑，醫生沒有開抗抑鬱藥給他。他喝太多酒，肝酵素指數未回落到可以服藥的水平。

後來我經過走廊，看到告示板上卡通公仔的對話氣泡，上面寫著根據《精神健康條例》，自願入院的病人，可向院長發出書面通知，申請七日後離開。但下面接著一句：若院方認為病人仍然精神紊亂，出院後「相當可能對本人或他人構成危險」，則可拒絕其離院，並將其轉為強制羈留，為期不少於二十八日，最長可以無限期；而強制羈留的病人，不得再申請離院。

告示板上清清楚楚寫著，我們有離開的權利。但我們誰也不敢行使這個權利。

這裡一天只能裝四次水：早晚兩次派藥和上下午的小息時間。這裡的人都有多於一個水樽，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偷來的。每次都會滿上，否則就要問護士拿水，又或者自己到廁所喝水喉水。至於為何要限制取水？聽說是曾經有人瘋狂喝水，磅重時被發現體重異常。

廁所大部分時間是鎖著的。開放的時間是隨機的：清潔、吃飯時間、零食時間，以及那些單獨囚禁的人使用時，都會鎖上。我們養成一個習慣，不管有沒有貨，能上廁所時就盡量先去上。洗澡更要把握機會，因為淋浴間一天到晚，總會有人在用。沐浴露和洗髮水會保管在儲物房，護工每天開一次門，我們在其監視下用紙杯盛載要用的份量。

一般日用品，如牙刷、牙膏、毛巾，要自己保管。剃鬚刨這些危險品，不能帶進去。要剃鬚的話，就要等每隔日的早上，護工會派發公用的剃鬚刨。但沒有人會嫌骯髒而不用的。有些院友，比如T，甚至會帶髮泥進來，每天梳洗後都gel頭。

由於太怕被偷東西，我不會把日用品放在床頭，而是用一個買菜用的尼龍布袋裝起所有用品，時刻背在身上。我的臨床心理學家指出這點，她問我：「其他人唔會咁做，你覺唔覺得你咁樣好奇怪？」後來，為了向她證明我能夠安心地在這裡生活，每次見面時，我會先將我的「家產」放在平時吃飯的枱上，讓T幫忙看管。

除了日用品，有三樣東西是每個病人都會叫親友補給。

醬料。這裡的飯食是無味的，頂多一星期有一個晚上會有一隻豉油雞脾。醬料的存在理由就不難理解，一點蠔油或美極，就能幫助克服由情境誘發的厭食症。

即沖咖啡包或茶包。用來對抗嗜睡的副作用，贖回因醫生失誤開重藥而浪費掉的清醒時間，雖然清醒時間在這裡不見得有任何價值。

零食。小學生的智慧，在這裡也有用：如果有好吃的零食，就有人緣。沒人探訪，就只能吃醫院派發的梳打餅。

有次我和幾個院友交換食物，有講有笑，旁邊有個坐輪椅的老人家，看著我們手上的食物。我從手上那筒薯片，拿出幾塊，放在他的桌上。他沒有說話，也沒有表情，只是緩慢地拿起薯片，一塊一塊放入口裡。

除了自用，這些東西也可拿來當通貨，購買其他東西，比如筆、煙和鎮靜劑——醫生會為某些病人開鎮靜劑，他們自己不吃，囤起來賣給那些不為治病、只為那點鬆快感的人。

我一直怕失眠。試過用一盒紅茶茶包，跟T交換半粒Ativan。但他因為太緊張，吃藥後給護士檢查時，沒能藏好在舌底，吞了。我非常生氣，次日沒跟他說話。

Ativan，白色圓形的鎮靜劑，和酒精一樣作用於GABA受體，能快速減慢中樞神經系統活動。

出事前，我每晚靠這東西入睡，不吃不能睡。吃到某天，在網上看見一則分享：有人和我一樣，由失眠開始服用，一開始劑量也很低，結果用了二十多年，如今一次要吞十幾粒才有作用，已經戒斷無望，只能服用到死。當晚我把所有藥丸扔進垃圾桶。失眠了三天。

臨床心理學家說，我的問題癥結在於想掌控，害怕失控而焦慮；我會留在這裡，直至我學會接受不確定性。

我打了電話給母親，拜託她下次探訪時，帶本聖經給我。

這裡的護士不叫護士，叫阿Sir。初時我刻意不叫，明明我才是病人，他們是服務者。但每個院友都會叫阿Sir。我不想被特別留意，不知何時也開始改口。

基本上，和我聊過的人員都有份開會討論決定我能否出院：主診醫生、主責護士、臨床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社工。當然，主診醫生擁有最大權力。

有院友說，吃了藥後無論有什麼不舒服，你都要跟醫生說沒事，這藥很好，很能改善情緒，最近沒有想不開心事。也要說很想和家人朋友見面，出去會找工作。

不要惹到阿Sir。他們是日夜看管我們的人，也會寫報告。問多兩問那些藥吃了會怎樣，天知道他們會不會在檔案上寫下「患者對治療方案不信任」？

有一晚，我去問值夜阿Sir借筆寫日記，他正在打手遊，他「嘖」了一聲，說：「借來做乜啊？插自己？」我說寫日記，他才拿給我，叫我三十分鐘內還。我微笑說：「好，唔該。」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繼續打遊戲。我相信是因為我平日有禮貌，他認為我是乖病人，才會借給我。

又有一個阿Sir，聽聞很喜歡激怒病人。他有一天叫我過去，陪他在走廊上走走。他問我，有沒有可能，聖經都是一群瘋子寫出來的？我答，也有這個可能，不出奇。我早就知道，從創傷理論看，以利亞很可能就是抑鬱。聊了幾句，他就叫我回去座位。後來他也沒有再找我。

許多人我到現在還記得。

他，在走廊來回走，由早到晚不停。有一晚，就在拿藥隊伍的旁邊，他平躺在床上，褲子脫了一半，看著天花板，打起飛機來，如入無人之境。

他，喜歡在人身後經過，時不時偷睇你一下。你看著他，他就會舉起食指，作出噓的手勢，然後躲在牆後。他從來沒有出過聲。

他，困在單人房，我從門上的小窗口偷看，看見他頭戴膠頭套，手腳都綁在床上。醒著的時間都在嘶喊，他們叫他撒亞人，說他只要一見到人，就會往死裡打，不分對象，沒有任何猶豫和憐憫。

有個叫河童的中年，是最煩的。他出出入入好多次，每次在外面不夠一年半載，又進來。我放下手上的聖經，和T討論起宗教問題。河童聽到，走來說他也是信耶穌的。我沒有理他。後來有一次，他在圖書架上拿到一本聖經看，又跟另一個新來的院友說：「鬼佬信耶穌，我哋信神仙，但耶穌可能都係神仙，不過鬼佬唔信啫。」然後拉著那個院友祈禱，求耶穌保佑他們快點康復，早日出院。

又有個叫David的拉丁美洲人，大隻得像電影上那些部落戰士。他本身是一個DJ，bipolar，有一晚與人吵架，把對方暴打了，便被送了進來。就在兩個月前，河童煩到他，他也打了河童一頓。全部人都很怕他，護士對他也客氣，跟他有說有笑。

今次已不知是他第三還是第四次進來。最長一次，他住了兩年。我進去時，他已經住了三個月，過兩天就出院。他還在的時候，沒人敢坐窗邊那張枱。只有他和幾個能講英文的院友在用，T是其中一個。

我第一次見到David的時候，他坐在窗邊畫畫。畫的是黑暗風的卡通，有物件，有人物，但每一個上面都有一隻眼睛。一抹夕陽照在他的畫上，旁邊的迷你收音機播放著我未聽過的七八十年代的粵語舊歌。他發現了我看著他。他問我：「suicidal?」我回答：「yes」他點一點頭，繼續畫畫。

大肥，是一個溫馴的木工。某天早上，他剛通宵打完遊戲，正準備上床睡覺，但妹妹的狗不斷吠。他叫妹妹管好她的狗。但妹妹不理，兩人開始吵架。妹妹受不了，便躲回房間，關上門。他一怒之下，拿起電鑽，鑽開妹妹的門，罵了一頓，罵完繼續睡。怎料妹妹嚇得報警。他被警察叫醒，被送去精神病房時還穿著睡衣。醫生診不出他有任何精神問題，沒有開藥，只是叫他寫封道歉信給妹妹。但他怎樣也不肯寫，覺得自己沒有錯。結果被關了一個多月。大肥常常找我和T玩UNO。

阿叔本身在醫院殮房工作，運送遺體。他平常會打坐，做呼吸練習。他第一次入精神病院是在十多年前，他說，那時開始看到鬼，自此一直要吃安眠藥。他有一個兒子，但和他處得不好，離開了他，沒有再跟他聯絡。他最想找回他的兒子。他有一晚，睡不著，走過來。他說很想念家人。他想我為他祈禱。

大肥出院前一晚，我們四個圍在一角，坐在床上，開著床頭燈聊天，像去了宿營。我聽著他們三個的笑聲，忘記了我們都在精神病房，忘記了我們都是病人。

大肥出院了。阿叔去了沙發那邊坐，那邊有幾個潮州同鄉。窗邊的枱冷清了。吃過早餐，我和T玩了幾局UNO，就沒再玩。仍未夠十點。

T講起他以前在外國讀書時，玩得很瘋，就差白粉沒碰。他說，小時候在香港讀的也是基督教中學，老師知道他的同性戀傾向之後，就在一個營會上，逼他當眾出櫃和悔改。

他又講了許多他的事。我也講了許多我的事。他一隻手拿著膠杯，另一隻手搖著四五個茶包，已滲不出一點茶色。

後來我約見了院牧。我跟他說很想出院，已經受不了，怕再留多一段日子，會真的瘋掉，以後出不去了。院牧安慰我說，很多事我們不能控制，要有信心。他說，他上星期放假去了福岡旅行，出發當天早上黑雨，以為去不成，但幸運地晚上航班回復正常。他說，這又一次提醒他，要懂得交托。我問他，可否給我施聖餐。他說，在精神病房拿食物出來，會引起其他院友注意，不方便。

T也找他聊過，回來說很失望，不單回應不到他提出的宗教問題，還說甚麼很感恩能去得成福岡旅行。

我在圖書架上拿了一本《追風箏的人》。喀布爾的傳統市集、熱騰騰的烤南餅與肉丸、冬日的風箏大賽。T則找了一本講戒酒的書看。

抄在紙上的電話，一早打了個遍。最初入院的幾天，認識的人都有來探我。我對每個上來的人，都會講一次這段日子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後來，只有我的父母仍每天輪流探訪，他們會買一些外賣給我吃。探病室內，最初只有我這枱有很多對話，後來我也變得跟其他院友一樣，在家人面前默默吃外賣。

我和T也少了話。我們會繼續同枱吃飯，但開始剩下簡單的日常交流。他有時會找新人聊天，有時會繼續看那本關於戒酒的書。我伏在枱睡，睡醒就繼續讀《追風箏的人》。我讀到主角從阿富汗移民到美國。

河童覬覦我們窗邊的枱。有幾次他特意在我們旁邊開枱打麻雀。T跟他口角，他恐嚇T，揚言一定會搞死他。T向護士回報。後來，河童又和其他院友爭執，就被關了單人房。過了幾天，他被醫生加了藥，就變得很安靜，坐在沙發上，不再撩人傾偈。

新鮮感都沒有了。

無聊的下午。啊Sir坐在當值枱前，對面是祖先和光頭仔，兩人都綁在輪椅上。祖先頭髮掉光了，剩幾顆牙，彎著背，就像生物教科書上的猿人。聽說這裡的老人有些住了十幾年，他是其中一個，平時不會說話，只發出啊啊聲。光頭仔目測二十出頭，遲我一個星期進來，一樣不會說話，只會坐著不停前後搖晃。

啊Sir看了一會他倆，便對光頭仔說：「嗱！你咀佢一啖，我就放你走啦！」光頭仔真的轉過身，連人帶輪椅，向祖先一下一下搖過去。啊Sir哈哈大笑：「屌你真係傻㗎喎！」我們幾個在窗邊看著，也跟著笑。啊Sir朝我們看了一眼，沒有理會，繼續笑他的。

T見了醫生，肝酵素指數回落了許多，但仍未到能開抗抑鬱藥的水平，下星期再做一次檢查。T回到座位，罵她八婆，浪費病人時間。

我也見了醫生。她本來建議我多住一星期，讓SSRI的藥效再明顯一些才出院，會更穩妥，但若然我很想走，那就下個工作日簽紙讓我出院。當天是星期五。

我從護士站出來，沒能忍住不笑。從未笑得如此燦爛。我跑回座位。有院友問我：「出院啦？」我說：「三日後！」眾人都在恭喜我。T沒有說話，只是微笑。

突然，我害怕起來。後悔了。

母親和教會的W姑娘上來了。

W姑娘拿出兩張A4紙，放在枱面。一張印了林前那段聖餐經文。一張印了《我要向山舉目》的歌詞。她又拿出三個套裝杯餅，主日崇拜時特意多拿的。她給母親一個，給我一個，自己拿著一個。

我們三個再坐近一點。讀了。唱了。沒有其他人聽見。然後撕開膠膜。

吃。喝。閉目，祈禱。

我想起保羅。我想像他困在羅馬城的那個地牢時，是甚麼心情。

星期一，下午三時。我換上入院時的衣服，走出護士站。我在紙上抄下T的社交媒體帳號。然後和他握手。

病房大門在我身後關上。父親在等我。

灰色的天，下著細雨。父親問我，要不要約朋友吃飯。我說，今晚想在家裡吃。

我睡到自然醒。坐巴士到尖沙咀，跑上誠品買了本《追風箏的人》，想補回餘下的三分一內容。

我在大雨過後的城市中隨意行走。路邊的樹葉是鮮綠的，有些雨粉打在皮膚上。世界是如此明亮和喧鬧。

我倚在碼頭欄杆上，看著遊客在拍照。昨天這個時間，我靠在窗邊，搖著腳，盯著下一個從大門進來的，是不是我的主診醫生。

我去了佐敦的一家印度餐廳，點了一份咖哩，一份烤南餅。胡塞尼在書中，常常描寫角色們吃烤南餅，吃得很滋味。我也想嘗嘗，這種滋味，會是甚麼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