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清心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的第一個家是在婆婆家中，那時，因為父親和婆婆有長期病患，照顧一家「老弱病殘」的擔子都落在我母親身上，所以為了方便看護，我們一家便搬去婆婆家位於上海靜安區的舊宅中居住。那間屋子原本應是一戶聯排別墅的二樓客廳，在49年之後被政府沒收再分配，成為我婆婆一家五口的居室。當我出生的時候，這間約五百呎的單位中居住著婆婆、我們一家三口，還有我的大舅父。
大舅父在我模糊遙遠的童年回憶中一直不深不淺地存在著，從未曾缺席，卻又從不清晰。我沒有什麼他如同長輩般呵護我的記憶，但他總是在那裡。再長大一點，記憶又多了一點，他似乎整日都在家中，唯一的「工作」是聽從婆婆的吩咐幫手家務或外出採購。印象最深的，是每每用餐完畢，他總會自覺收拾大家的碗筷、洗碗抹台，一邊忙碌一邊哼著京劇唱辭；忙完之後，他就會開始繞著方桌不停踱步，往往持續一兩個小時，時而婉轉時而高亢的曲調掛在嘴邊，成了我午睡的安眠曲。
直到再大過一些，我才明白，大舅父的生活型態並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型態，而是因為他是個思覺失調康復者。然後，從母親斷斷續續的講述中，我才零碎地拼湊出大舅父早年趨於瘋狂的經歷，上山下鄉、文革、出入精神病院⋯⋯然後慢慢成為我所見到的那個大舅父。往後二十年，我和父母的生活發生許多變化和震盪，但大舅父的生活卻一成不變，成了整個家族最穩定的那個存在，婆婆和那個屋子彷彿是他的錨點，生命就圍繞著那張方桌一直轉下去。直到婆婆因癌症入院、過世，大舅父的錨點驟然消失，我才第一次見識到他失序混沌的那一面，然後被送入照顧殘障人士的養老院，他的生活才回復平靜。
讀幼稚園的年紀，我和父母搬去屬於自己的小家，那是個不過一百呎的單間，處於一個喧鬧、混雜的社區中，有些讓我想起《那不勒斯四部曲》中主人公生活的社區，永遠灰濛濛而吵吵嚷嚷。那時的鄰舍我已無甚印象，唯一記得的，竟然是似乎從未謀面的隔壁一對老夫婦。即使搬離此處後，父母在閒談間也屢次提及他們，因為男方有精神病，長期毆打老婆，聲響之大，一牆之隔的我們都能聽得一清二楚。我已經不記得那些聲音，但一個疑問長存心中：為什麼精神病只打自己老婆？
到小學的時候，父母終於換了間稍大一些的屋，我也算是半擁有了獨立的生活空間。住我們對門的，是一位寡婦和她的女兒女婿。儘管搬屋的時候，曾與隔離鄰舍打過照面，但並未發覺任何異樣；而原屋主也不曾向父母披露任何情況。所以直到全家入夥之後，才從街坊那裡得知，這位對門的寡婦患有嚴重的思覺失調，並且同層幾乎所有的住戶都曾被她毆打過。
父母與隔壁鄰舍一直保持相敬如賓的態度，但格外在意我的安危也是真，畢竟父母忙於工作事奉，從小我就習慣放學之後一人回家獨處。無論與寡婦屋主還是他們的女兒女婿，我們家都有基本的交往相處，但父母總叮囑我保持距離，不過原因究竟是有精神病的寡婦，還是因為她「混黑道」從事灰色產業的女兒女婿，就不清楚。至少在我們與他們共處的七、八年間，我們一家從未被那位街坊聞之色變的精神病患威脅或鬧過，更勿論被毆打過。
大約在我們搬入兩、三年後，女兒女婿因犯事而「著草」避風頭，起先還每隔幾個月神不知鬼不覺地回來看望老母親，之後便愈來愈疏，直到徹底了無音訊。我仍記得有一晚深夜臨睡前，我家的鐵門忽然被人敲響，母親打開門，黑暗中站著寡婦婆婆一人，形容枯槁、神色凌厲，口中喃喃著「我餓」，除此之外無任何反應。見此母親端出晚飯剩下的飯菜，婆婆見了一眼卻不接過，又開始喃喃著「肉」，無奈母親立刻開灶下廚，整了一碗簡單的肉餸。婆婆接過飯碗，一言不發便轉身回屋，關門。幾日之後，母親清晨開門，只見一副空碗筷放在門口角落。如是發生數次。
某年新年，父親和一位街坊晨間閒聊，傾起婆婆，先醒起因忙於準備過年，竟未曾意識到已經許久未曾見過婆婆出現走動。這才報警，待爆門入屋，婆婆已無聲無息在家中過世。
這些與精神病患「親密」相處的經歷，在當時的我看來無甚驚奇，要事過境遷後與旁人講起，才覺並不常見。究竟是我骨骼清奇，還是「總有一個係左近」？當然我的童年離那個全民瘋狂的年代結束，不過區區二十年，被摧殘的心智如同戰壕中的殘軀數不勝數——就連隔鄰的那位婆婆也是在文革期間發病。有人或許會覺得，讓嬰兒與一個思覺失調康復者同居於一個屋檐下、讓兒童與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隔牆而居，是一件極其危險而不負責任的事；但當時拮据困頓的父母，已經竭盡全力地生活著，他們面對的困境、限制和不幸，遠遠超出當代人的想像。
或許是這段兒時經歷的潛移默化，我似乎天生對「精神病」「瘋狂」有著說不出的親近感，對相關的話題充滿好奇，忍不住地想靠近。我並不認為是童年讓我對俗世污名化的「精神病」有特別的寬容和共情，只不過它們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烙印，認識感知它們，是被社會逐步規訓的我，能重新找回與童年聯結的其中一根繩索。
當然我可以俗氣地舉一些例子，以道德寓言的方式說明最微小的善意總會在想不到的地方得到回應，即便精神病人也可以。比如，父母總是覺得為什麼整層的人都曾挨過婆婆的打，除了我們，是因為我們從不嘲笑她，更曾善待過她。在女兒女婿逃亡的日子裡，偶爾會有便衣警察坐在私家車內，在樓下蹲守，婆婆試過從樓上朝私家車扔磚塊，然後叫嚷「我是精神病人，殺人不犯法」，這是否是她那殘存的母性保護女兒的一種方式？更不用提關於她每天下午會在露天公共走廊守候，直到看到我放學的身影出現在樓下，便默默回屋，這樣的童話。
在這些回溯和敘事中，無論我們捕捉到怎樣的理智、人性、情感等等感人肺腑的元素，事實上那也只是我們自己智性的投射，我們仍是在講述我們的故事，而故事中的他們仍是沈默的，一個被想像的客體。
所以，今天在這裡，我想講的，不是我生命中那些「瘋狂」的人，而不過是我曾與世俗眼中的「瘋狂」相處過的這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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