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的七篇文章，有人走進首爾近郊的共居社群，有人在南涌的田裡實習，有人在台灣農鄉耕作，有人與韓國的移工運動者對談，也有牧者和神學作者從聖經和神學傳統，反思「在地上實踐天國」是否可能。它們共同圍繞一個古老卻又不斷被重新提問的題目：烏托邦。
為了讓讀者對議題的背景和概念有初步了解，編輯部整理了以下詞條，並在文末推薦數部書籍和影音作品，供有興趣的讀者延續思考。
「烏托邦」這個詞從哪裡來？摩爾的《烏托邦》描繪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烏托邦」（Utopia）一詞由英國人文學者、政治家摩爾（Thomas More）在1516年以拉丁文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它由希臘文 ou（不）和 topos（地方）合成，意思是「沒有這地方」，同時又與 eu-topos（好地方）諧音，一語雙關：最好的地方，也是不存在的地方。
書中描述一個虛構的海島：島上沒有私有財產，物資共享，人人每天只工作六小時，不同宗教可以並存，人們鄙視戰爭（EONpedia）。正如書中所說，「沒有人擁有任何東西，但人人都富足」（gwallter）。不過，這個島也有奴隸制和對外擴張，因此後世學者一直爭論：摩爾是在真心描繪理想，還是借一個「不存在的地方」來諷刺當時的英國社會？
在摩爾之前與之後，人類還有哪些「理想社會」的想像？
摩爾並非第一個想像理想社會的人。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計了由哲人治理的城邦；聖經傳統則有伊甸園、先知筆下的「新天新地」，以及《使徒行傳》記載的初期教會：「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使徒行傳2:44）。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帶來貧富懸殊，出現了一批嘗試親手建造理想社會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例如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歐文在1825年購入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土地，建立名為「新和諧」（New Harmony）的公社（Britannica），但不出幾年便告解體。恩格斯後來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把這三人稱為「偉大的空想家」，並以此區分自己與馬克思主張的「科學社會主義」（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從此，「烏托邦」在日常語言中也帶上了「不切實際」的意味。
什麼是「反烏托邦」？為什麼「完美社會」常常令人不安？
「反烏托邦」（dystopia）一詞最早見於英國哲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1868年在英國下議院的演講。二十世紀經歷過極權政治之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32）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1949）等作品，把「完美社會」寫成了一場噩夢。
反烏托邦作品提醒我們兩件事。其一，一套要求所有人完全按照藍圖生活的制度，很容易滑向監控和極權，因為任何異見都會被視為對「完美」的背叛。其二，表面完美的秩序，往往依賴某些被隱藏起來的人付出代價。美國作家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短篇小說〈離開奧梅拉斯的人們〉，就寫了一座幸福之城，而它的幸福建立在一個被關在地下室受苦的孩子身上。因此，談烏托邦時，人們常常會追問：這個美好的地方，是誰在默默承擔它的成本？
為什麼今天還要談烏托邦？「資本主義現實主義」是什麼意思？
英國文化評論人費舍（Mark Fisher）在《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中，借用一句廣為流傳的話：「想像世界末日，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更容易」。他指的是一種彌漫的氛圍：人們不但認為資本主義是唯一可行的制度，甚至連想像另一種可能都變得幾乎不可能（Mediations）。
放在東亞城市的脈絡中，這種感覺很具體：高昂的租金、長工時、激烈的競爭，令「必須有生產力、必須有成就」成為生存條件。與此同時，市場也很擅長把人們對「另一種生活」的渴望轉化為商品，例如療癒課程、靈性消費、生活風格品牌。所以，今天重提烏托邦，一方面是要重新打開想像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這份渴望會不會被包裝成另一種「止痛藥」，讓人暫時舒服，卻不再追問現實的不公？
什麼是「意向社群」？歷史上有哪些共居實驗？為什麼不少最後解體？
「意向社群」（intentional community）泛指一群人基於共同的信念或目標，自願聚在一起生活和合作的群體。這些信念可以是宗教、政治、生態或純粹的互助需要。常見的形式包括宗教修院、公社、生態村，以及近年流行的「共居」（cohousing），即各自有私人空間，但共享廚房、飯堂和日常事務。
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包括1910年在加利利海附近建立的以色列第一個基布茲（kibbutz），以及1960、70年代歐美反主流文化運動中出現的大量公社。
許多共居實驗最後都解體了，常見的難題包括：規則太少令衝突無法處理，規則太多又令人失去自由；財務和勞動分配不公；以及領導者的問題。不少社群依賴一位有魅力的創辦人，一旦他離開或去世，群體便難以延續；權力過於集中，也可能演變成控制甚至濫權。如何在信任與制衡、承諾與自由、群體與個人之間取得平衡，是每個共居社群都要面對的功課。
基督教所說的「天國」是什麼？它和烏托邦是同一回事嗎？
「天國」或「神的國」是耶穌教導的核心。它不只是死後去的「天堂」，也指上帝的公義與和平在世上彰顯的狀態，所以主禱文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不少神學傳統用「已然未然」（already and not yet）來形容天國：它已經藉著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開始，但尚未完全實現。這與烏托邦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指向一個比現況更好的世界；但也有分別：天國最終被理解為上帝的作為，而不是人可以按藍圖建成的工程。
這種張力也帶出兩種常見的危險：一種是以為天國只屬於將來或天上，於是對現實的不公袖手旁觀；另一種是以為可以在歷史中完全實現天國，結果把某個群體或制度神聖化。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受布洛赫影響寫成《盼望神學》，強調天國是由復活開啟的「開放未來」，而不是一張不能出錯的完美藍圖。
聖經裡有沒有「制度化」的理想社會？安息年、豁免年和禧年是什麼？
舊約律法中有一組關於「定期中斷」的制度。安息日規定每七天休息一天；安息年規定每七年讓土地休耕，《申命記》十五章更要求每逢第七年豁免債務、釋放希伯來奴僕。《利未記》二十五章則規定每五十年為「禧年」，被典押的土地歸還原主，賣身的人得以回家。
這些制度未必在歷史上被完整執行，但它們代表一種很特別的烏托邦想像：不是一個「已經沒有窮人」的完美地方，而是一種寫進時間的節奏，定期停止向人和土地索取，讓社會重新開始。今天不少關於債務減免、勞工休息權和土地正義的討論，都會引用這一傳統。
什麼是「異托邦」？它和烏托邦有什麼不同？
「異托邦」（heterotopia）是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67年一場演講中提出的概念，後來以〈論其他空間〉為題發表。
烏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異托邦則是真實存在、卻與周遭社會秩序不同的「其他空間」。在這些空間裡，日常的社會和文化規則至少暫時被懸置，讓位給別的用途（Other Spaces）。福柯舉的例子包括花園、墓地、博物館、節慶場地等。
這個概念有助理解共居社群、生態社區或另類教會這類嘗試：它們未必是完美的烏托邦，卻是在現實社會內部開闢出來的「異空間」，讓人們得以實驗不一樣的生活和關係，也反過來映照出主流社會的模樣。
延伸閱讀
《改變每個人的3個狂熱夢想：如果沒有人落在貧窮線以下》（Utopia for Realists）：荷蘭歷史學者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以淺白筆調，主張全民基本收入、每週工時縮短、開放邊境等看似「空想」的主張，其實可以實行，適合想重新思考「烏托邦是否可行」的讀者。
《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赫胥黎1932年的反烏托邦經典。書中的社會沒有戰爭和貧窮，人人「快樂」，代價卻是自由、痛苦與真實情感的消失。它讓人反思：一個只追求舒適的社會，是否就是理想社會？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村上春樹1985年的長篇小說，同年獲谷崎潤一郎獎（維基百科）。書中的「世界末日」是一座被高牆圍住、寧靜無爭的小鎮，但入城者要被割去影子，從此失去記憶、慾望與愛；殘餘的「心」由獨角獸吸收，牠們在寒冬中死去，未能捨棄心的人則被放逐到森林。小說讓人追問：一個靠割捨和排除換來的「沒有痛苦」的地方，還值得嚮往嗎？
《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1998年由彼得·韋亞執導、占·基利主演的電影。主角活在一個看似完美、實為攝影棚的小鎮，最後選擇走出這個被設計好的世界，探討安穩與自由之間的取捨。
《雪國列車》（Snowpiercer）：韓國導演奉俊昊2013年的首部英語電影，改編自法國漫畫《Le Transperceneige》。冰封地球上，倖存的人類困在一列永不停駛的火車中，車頭享盡安逸，車尾掙扎求存，整個「完美生態」都要靠嚴格的階級秩序維持。電影從反烏托邦角度追問：當反抗走到車頭，是要接管這列火車，還是走出它？
《狂野之境》（Wild Wild Country）：Netflix 2018年的紀錄片集，講述印度靈性導師奧修的追隨者在美國俄勒岡沙漠建立烏托邦式城市 Rajneeshpuram 的興衰，並獲艾美獎最佳紀錄片集。片中可以看到理想社群如何面對魅力領袖、權力集中與外界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