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嘉牧師
「在地上實踐天國價值可能嗎？」第一個出現在我腦海中的回應是：「天國要交租嗎？」在香港這寸金尺金和「分分鐘都係錢」的大都市裡，時間和土地成了最值錢的東西，同時亦是最奢侈和最難負擔的。作為一間剛成立五年的多元教會的牧師，我在想，如果天國的來臨代表不用交付昂貴的租金，又能夠有足夠的空間就好了。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文化高度渲染的彈丸之地，退守山林田野建立一個世外桃源似乎有點不切實際。如果天國價值的實踐是必須切斷與世俗的連結的話，那麼在香港，天國是否無處安放呢？相反地，天國恰恰在我們社會最複雜和看似不可能的張力中，才能展示出其轉化現實的超越力量。
神聖與世俗：昇華的恩典管道
在香港福音派教會長大，常常聽到「聖俗二分」的神學教導，說某些電影是屬世屬魔鬼的，所以不能觀賞；或某些活動是源於其他宗教和靈性傳統，所以不能接觸。從小到大對「天國降臨」的認知就是全世界都改信基督。這樣的話，所有電影、場所和政策都會按照基督徒的價值而運作，到那時，我們就不怕被世界所「污染」了。然而，在真正生活的場境中，這極致的道德潔癖是不切實際的。在教會的營運中，我們每天都與這個世俗體系深深地交織在一起：我們在教會的選址上要平衡地段的便利和租金的壓力，選址剛好坐落在酒吧夜場林立的地方，單位對面是教授易經的學院，難道要因此離開嗎？在大數據和資本家操控的網絡世界中，我們還是要靠社交媒體宣傳教會的理念以接觸更多人；甚至於我們的合法性，也需要根據本地法律條例註冊才能繼續營運。現實生命中，真的能那麼輕易地分別什麼是神聖，什麼是屬世俗嗎？問題不是要信徒群體分辨「聖俗」，因為根本就分不清，也逃不出來。
美國神學家尼布爾 (H. Richard Niebuhr) 在經典著作《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中，梳理了歷代教會處理「信仰與世界」關係的神學模型，其中包括「反文化的基督」 （Christ against culture） 、「屬文化的基督」（Christ of culture）、「超文化的基督 」（Christ above culture）、「悖論中的基督與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in paradox），以及「轉化文化的基督」(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他定義文化為人類文明在 「語言，習慣，觀念，信仰，習俗，社會組織，繼承的文物，技術流程和價值」等場境下創造出來的環境。他提供了三種不同的進路：融合、與之保持張力，以及轉化文化。對 Hub Church 而言，我們放棄了遠離體制建立烏托邦的幻想，轉而在密不透風的多重主義影響下，採取一種「聖俗轉化」的態度。我們需要認清世俗結構的局限，以及參與教會信徒的真實生活需要，將之視為我們經驗上主恩典的場境。我們不必妖魔化世俗，也不一定要以轉化整個文化為目標，但在牧養的過程中，我們嘗試把目光聚焦於上主在我們諸般限制當中的工作，在世俗中經驗神聖的臨在。
如果世俗是我們經驗神聖的必然場所，那麼我們也可以視世俗的工具為「恩典管道」，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運用它們來服務我們所相信的理念。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提出，當一個物件作為「工具因」(Instrumental Cause) 被「主要因」（Principal Cause，即上主) 所推動及使用時，就能超越其本質而產生某種神聖或超自然的果效。在傳統的聖禮神學中，阿奎那正是以此解釋洗禮的水或聖餐的餅酒如何被昇華成為承載上主超自然恩典的有效媒介。 這樣，世俗的本質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只是在神聖的參與下，被額外賦予一重新的、神聖的意義。我們不是在遠離體制的地方建立天國，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心臟地帶，利用世俗的資源來實踐天國的事工。因此，我們可以在商業大廈中為難民鋪設宴席、為小眾建立安全的空間，以及為渴望遇見上主的人提供一個神聖的崇拜空間。這時，世俗的工具和金錢就被上主的恩典「祝聖」（Sanctified）了，成為人能經驗上主恩典的管道和場所。這種提升世俗的思路，不是對世俗的無奈妥協，而是一種道成肉身的想像，在現實的不完美中，活出天國的價值。
架構與自由：復活基督的開放未來
經營一間以多元及開放理念為號召的信仰群體，經常要在傳統與創新、制度與自由兩種張力中平衡。Hub Church 的會友背景極其多元，這裡有尋求深度信仰反省的尋道者、在傳統教會受過傷的小眾群體、面對每日生活困境的難民群體、對社會公義充滿負擔的人，也有來自不同屬靈傳統的信徒。面對多元的背景，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屬靈需要，而不是提供單一的牧養方法，倒模式地製造出一群對多元及開放有統一理解的信徒群體。但當我們甚至可以對多元、公義和愛有不同的理解時，我們的共同性應該建基在那裡呢？我們回歸至使徒的信仰傳統中，以教會歷代的信經為我們的共同根基，這框架並不是為了區分你我，而是作為一個共同參與在這群體的理由。我們可以有多元的表達和開放的討論，但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為什麼要走在一起彼此接納，畢竟這是充滿挑戰性，一般情況下是可免則免的。我們要問的不是如何接納，而是為了什麼要如此行，這是因為我們都在彼此跟隨基督的旅程上，渴想一個更廣闊的路徑和更自由的過程。
在這樣自由自在的信仰氛圍中，要談委身和制度就必然是個棘手的話題，過往的教會管理經驗中遇到不少真實的矛盾與挑戰。如果我們過度或過早強調委身與奉獻，教會可能會很快失去自由度，甚至觸及到教友過往在教會的創傷，令他們更加抗拒任何形式的委身。但如果我們一味追求無底線的開放與自由，缺乏基本的神學框架與共識，教會就會失去邊界，最終失去凝聚的意義。與此同時，營運教會若一味追求效率與數字，使命就容易被 KPI 取代；但若只追求理念的純粹，又失去維持營運的資源。當教友有天馬行空的計劃時，作為牧者是以可行性來衡量，還是貫徹開放多元的理念任而為之？世俗的限制也許不是對抗上主旨意行在地上的障礙，而是我們審視上主旨意的契機，在信仰中尋問如何在世俗中繼續實踐天國的理想。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在《希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中給予我們極大的牧養提醒。莫特曼指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希望」，而天國不是一個靜止的、已經設計好的完美藍圖 （Static Blueprint），而是一個由復活的基督所開啟的「開放未來」（Open Future）。傳統的烏托邦思想或教會常常跌入一個陷阱，它假定了一個「完美」和「具體的神的旨意」的存在，並期望一切都必須按照這個藍圖進行。這種對絕對的執念，往往導致群體走向極權與操控，因為任何異見與修正都被視為對「神的旨意」的公然挑戰與背叛。然而，從莫特曼的「開放未來」出發，天國的群體應該是一個充滿實驗與冒險的有機群體。當我們視天國為上主無限的可能時，我們就能放下不能出錯的屬靈包袱，學習容錯，令大家有足夠的安全感去嘗試新事工和摸索神學邊界。這開放的可能使每個實驗與冒險成為信徒生命轉化和成長的神聖場境。這開放性也讓牧者學習放手，不執著於操控結果，而是在過程當中發現上主帶給我們的驚喜，謙卑地配合聖靈的工作。
回到本期雜誌最核心的拷問：「天國」究竟是什麼？我認為它既是指南針，也是路線圖。這路線圖是「見步行步」的，是在群體無數的實驗後，與上主一同慢慢地繪畫出來的。而作為指南針，天國指向的不單是遙遠的未來和崇高的理念，更是我們遇到世俗限制時指出的一條「生路」。「願祢國度降臨」是上主在世俗中使一切成為祂恩典的工具的當下，也是我們學懂如何放手和容錯，真正降伏於基督復活無限可能性之下的瞬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