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普世運動旅程: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

文:盧悅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會友、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 2010-2017 副主席)

編按:說起普世教會(Ecumenical Church),普遍印象往往是主流宗派教會、國際級組織和大會,以及玩政治。誠然,普世合一(Ecumenism)並不只是一套體制和架構,也不是被某些宗派、聯盟或組織壟斷,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至今普世合一作為一場運動發生的載體。在上個世紀普世運動有它的「高光」時刻,參與推動南非的廢除種族隔離運動,實踐基督信仰在地的見證。

然後如今提起普世合一,不少人甚至都不明白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更覺得離地而過時,因而「普世合一的寒冬」也並非聳人聽聞。

相比香港,從我第一次在韓國釜山參加WCC大會開始,我就被台灣年輕人在普世合一運動中的活躍、投入和專業所震驚。當香港代表還停留在普世合一觀光(Ecumenical Tourism)的層面,台灣的教會(至少台灣長老教會)和年輕人可以用「戰隊」來形容。

這次寫作的兩位,分別是台灣普世合一運動,或者說「普世圈」中的老將和新人,他們將分享從平信徒角度參與普世合一運動的所見與所聞,有大開眼界、有繽紛多彩;也有看到它無能、失效和黑暗、脫節的一面。

近年來,也有不少香港年輕人對普世合一運動產生興趣,或許這兩篇文章能為他們提供一些經驗,或者預警一些「伏位」。誠然有人會說,普世合一運動也不過是個小圈子遊戲,但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會告訴你,遊戲並不只是為了遊戲。

現在回想,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有非常大的部分跟普世宣教運動的參與有關。大概有將近20年的時間,我常常會在夜深人靜的夜晚、或是安靜無聲的長程國際班機狹小機艙內思考我的生命經歷,想想自己何其幸運因為在語言上的一些能力加上父母親工作的關係,讓我得以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朋友。這些朋友大部份都是基督徒,他/她們不但開啓我看世界的窗口,也讓我不斷地見識到上帝創造的美妙。

這樣「不同」的相遇源於小時候生長的台東關山。1970年代的關山,物質生活與醫療資源缺乏不足。天主教關山聖十字架醫院的瑞士籍修女和醫生們擔起整個小鎮的醫療照護。阿兜仔醫生來來去去,但是他們與服務後山的瑞士籍天主教神父們三不五時就會出現在自家門口,與我們一起吃飯、過新年。當時的我並不明白,家裡餐桌正上演著一齣齣所謂基督教與天主教共融的大戲。

「語言」開啟了看世界的窗口,旅行讓我看到差異,與各種文化和人的接觸則讓我看到自己的渺小。1995年參加美國長老教會每三年一次的學到了關於北愛爾蘭境內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之間愛恨情愁的課,或者是1996年11月一群因為WCC「婦女克勝暴力十年」計畫而得以重生的印度Dalit族婦女,他/她們讓我看到教會可以成為改變世界的力量與希望。而1998年12月在非洲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哈拉大學由來自全球基督教教會青年推動的「千禧年,削減外債」運動,讓普世宣教運動在我面前宛如是個閃閃發光的寶石,是教會可以真的改變世界的實例,更是教會青年展現教會在上帝國公義參與的勇氣與信仰反省。

20150520@Hannover, WCRC Officer 和當時要卸任的WCRC 總幹事Setri Nyomi(作者提供)

普世教會協會的哈拉雷年會開啟我日後在普世運動於體制內更密集與進一步的參與,親眼見證與經歷教會領導階層在權力慾望、名聲、宣教異象、信仰反省、實際行動與人性關懷的衝突和矛盾。同時,這樣的一個大型教會聚會也直接將「權力美妙的滋味可以讓人將信仰擺在一旁」血淋淋地如同一齣戲展現在眼前。

2002年通過面試成為「世界歸正教會聯盟(WARC)」青年幹事一職,讓我可以跟其他來自不同國家、有著相同信仰與熱情的15位同事們一起分享作為一個改革宗的普世宣教機構可以如何讓上帝國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當中實現,同時在清大社會所接受的社會學訓練補足並提供我在神學思考框架另外的觀點。這是直接進入普世宣教機構,成為體制內的一份子。在體制內需要不斷地面對學習「妥協」與「說話的藝術」課題。身為事工幹事,該負責的、該做的、該交的作業以及應該提出的看法,都沒有因我的年紀輕與無神學訓練而讓我得以逃過。在這個機構內,意見不合是常態,提出來一起接受討論與質疑,得到共識之後然後拍板定案。

2016 WCRC NEAAC Area Council Meeting, Seoul(作者提供)

而2005年開始參與「亞洲教會協會,CCA」是另外一種訓練與經歷。這五年我學習成為一個決策者,經受CCA總部從香港搬遷到泰國清邁、購置清邁不動產的種種問題以及搬遷之後各種人事議題等關乎機構的實際行政運作,再再衝擊剛邁入30歲的知識和理解。五年間見識與經驗教會政治的細膩手法與展現、目睹教會領袖醉心在權力與名聲,卻也無時無刻見證亞洲教會的多樣性。教會在普世宣教運動的參與,基本上就是教會生態的縮影,是充滿各式這樣的矛盾集合體。它可以醉心於權力,但又有美麗的信仰見證。

2010年的夏天,才剛跟CCA告別一個多月,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況下,我又進入另外一個宣教組織,開始另一個不斷拉扯的生活。我再次加入了影響一生非常重要的「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 WCRC」,成為它成立之後第一屆主席團成員之一。我與其他六位主席團成員外加總幹事從2010年到2017年的七年之內,一起面對與處理組織從瑞士日內瓦遷移到德國漢諾威、總幹事替換、組織財務長更迭、執委會成員過世、組織財務吃緊等問題。2005-2010年曾在CCA處理過的問題,沒想到5年之後又需要再次面對,而且牽涉範圍更加廣泛。

Friends of WCRC,左一為現任WCRC總幹事Philip Peacock(作者提供)

普世宣教運動的路對我個人來說,其中有很多的選擇與犧牲,也有很多基督教信仰美好腳跡。因為旅程上遇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她們對於社會的關懷、信仰化為實際行動的熱情以及每每遇到失敗和挫折之後繼續堅持,是成為我繼續參與在普世宣教運動的動力。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如聖經所說「伸張正義,實行不變的愛,謙卑地跟我們的上帝同行」最佳範例。而每次當我有幸被邀請與教會年輕的一輩分享普世機構的事工時,常常可以從他們閃閃發亮的眼神看到盼望。那樣的發光,是對於能夠參與在「改變世界」的過程,成為歷史見證人,而且是對「教會確實可以讓這個世界/社會變得更好」的具體實例的期待。

然而,「參與普世宣教運動」這條路走起來是孤單的。台灣因為國際政治因素的關係,在一中的前提下,台灣人民參與國際組織的機會本身就比其他國家人民受限許多。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簡稱PCT)因為身為主要國際普世宣教組織,提供了教會青年、神學生與牧者參與國際普世宣教組織活動與事工的機會,確實是比其他台灣人要來得幸運。這樣的幸運在早期確實讓PCT事工因受到不少世宣教事工啟發,使得教會不論是在教勢發展、宣教以及社會參與上都走出與其他跟著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由中國退回台灣的主流基督教派不同的路線,發展也較符合當時的普世宣教機構組織的事工路線。

與當時WCRC 總幹事Jerry Pillay和當時Leipzig 市長Burkhard Jung(作者提供)

然而,由於教會領導者對於普世事工的不同期待,倘若青年想要繼續參與普世機構的活動和事工,勢必得持續存留在體制內。也因此,除非進入神學院、成為體制的一分子,否則「普世參與」終將成為一場美麗的夢。有些青年則是看破體制如何消費青年的手法,離開了PCT。於是,由地方教會以及大專青年事工培養出來的青年,每年都有些人進入了體制成為體制染缸的一部分,也有些青年從此離開。

PCT對青年的態度,其實是又愛又恨。愛的是青年的熱情和純真,恨的是青年的直接與不服從。這樣的拉扯,其實也反映在PCT的普世參與上。總是有著充滿熱情、能力足夠且有著足夠的批判性和自我反省的青年從參與普世宣教運動上敗陣下來,轉頭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