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向南沿高速公路行駛，如果交通順利的話，大約半小時的路程，便會經過由地產大亨Manny Villar開發的橫跨甲美地省（Cavite）與馬尼拉大都會的新興巨型城市Villar City。這個於2023年開始動工、仍在興建中的超級地產開發項目，據稱將佔地3, 500公頃，將涵蓋高檔住宅、渡假村、球場、大學、高爾夫球場、大型購物中心等住宅、娛樂和商業設施。當車輛飛馳在貫穿整個Villa City、長約6.2公里Villar大道上，兩旁熱帶植物叢的間隙中，隱約能窺見高尚別墅的牆面綽約閃過；Villar City的大型Logo招牌豎立在每一個迴旋處中央，無不張揚地宣示著這個國家在土地開發與地產投資上的激進與雄心。

2023年夏我第一次到訪位於甲美地省達斯馬里尼亞斯市（Dasmariñas）的Lupang Ramos，該市是近年菲律賓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當年尚未對公眾開放的Villar大道，如今更是此地發展速度愈發迅疾而猛烈的明證。離開Villar大道，車輛拐入城市主幹道之一Congressional Road，車流變得繁忙混雜，電單車和承載菲律賓大眾交通主力的吉普尼（Jeepney）在機動車間無序穿梭。我亦趨亦停挨延了約一個小時，菲律賓具標誌性的超級商場SM Mall之一的SM City Dasmariñas映入眼簾，也代表著我即將接近旅程的終點，SM City Dasmariñas的規模在全菲律賓九十多間SM Mall中位列第七。

只是在主路拐個彎，便抵達Lupang Ramos，眼前瞬間一片綠意盎然，連公路上的喇叭、引擎聲都似乎被隔絕，這塊372公頃的農田彷彿是這個已開發或計劃開發的工業區和住宅區集合中間，一個突兀而格格不入的孤島，這背後是Lupang Ramos農民四十多年來的堅持，和村民組織KASAMA-LR（Lupang Ramos的合法農民和公民協會）近十年在法庭、田間、前線抗爭的成果，一個半獨立於政府之外、捍衛土地權利的自治社區。然而，這種和平與獨立在過去三年間，由於政府和軍警不斷升級的騷擾和脅迫，而遭到嚴峻的威脅。

KASAMA-LR總幹事Miriam Villanueva總是不厭其煩地向到訪者、採訪者，或不同場合中願意聆聽的觀眾講述Lupang Ramos的故事，這也幾乎等同於她大半的人生。Lupang Ramos在他加祿語中，就是「屬於Ramos的土地」的意思，此中的Ramos，正是六十年代起名義上擁有、並因土地所有權而與當地村民存在法律訴訟的地產商Emerito M. Ramos。

如同Miriam一樣，大多在Lupang Ramos居住的農民世代便在此居住耕種，究竟他們的祖先何時由何處遷徙而來，已難追考，但一定早於西班牙殖民時期。十六世紀菲律賓成為西班牙殖民地後，Lupang Ramos被劃分為天主教會教產；1902年美國殖民菲律賓，她轉手至美國手中，那時她還叫「American Land」；菲律賓第三共和國獨立之後，1965年，她被註冊在Emerito M. Ramos的名下，至此正式命名為Lupang Ramos因此在歷史可考的三百年中，Lupang Ramos之上居住的農民從未合法擁有過自己耕種的土地。

1972年，時任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 Sr.，老馬可斯）推出以總統令第27號為核心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法令，該法令宣布全國稻米和玉米田為土地改革區，符合條件的佃農可經由政府取得其實際耕作土地的所有權，並在滿足相應要求之後，取得該地塊的所有權證書。然而該土地改革存在制度性嚴重漏洞，總統令第27號適用對象主要為稻米和玉米田，經濟作物用地，如甘蔗園等原則上被排除在外。因此，法令甫發佈，大量地主將土地用途改為種植經濟作物以規避土地改革，Lupang Ramos也在其列。

自此Lupang Ramos成為甘蔗園，如Miriam這樣的農民，或選擇遷移至Lupang Ramos偏僻貧瘠的土地耕種，或只能以低廉薪水成為甘蔗園工人。隨著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的勝利，地方革命也如雨後春筍般先後爆發，Lupang Ramos的村民也加入浪潮，奪回佔領約220公頃土地，重新種植稻米等作物。然而2011年菲律賓法庭將Lupang Ramos的所有權判給地產商，原因是1972年7月，達斯馬里尼亞斯市據稱通過一項條例（第 29‑A 號），將 Lupang Ramos 規劃為名為「Traveler’s Life Homes」的住宅分區，因此農民喪失了根據土地改革法令的所有權主張依據，接下來幾年，因為地產商掮客的威逼利誘，逐戶農民開始放棄自己的土地，Lupang Ramos又逐漸回到地產商的開發藍圖上。但Miriam成立領導的KASAMA-LR並沒有因此放棄，他們一頁一頁將冗長的法律文件和法庭判詞翻譯成他加祿語、逐頁研究，直到找出漏洞，終於在2017年爭取到土地農業部同意受理審理這塊土地所有權。同一年，KASAMA-LR動員仍留在Lupang Ramos的居民，透過「bungkalan」（集體耕作）的佔領行動，收復約50公頃土地，該地區原本幾乎荒廢，部分甚至是垃圾場，但KASAMA-LR等組織堅持在此建立群聚社區，耕種包括稻米、香蕉、木薯、芋頭、地瓜等農作物，「以實際耕作來證明這裡是農地」。

2017年至今，Lupang Ramos便維持著自治狀態，村口有用竹子、繩索和輪胎搭建而成的檢查站，全天候24小時有人值班，防止無關外人隨意進入。村內有自己的保安巡邏隊，靠近村口的菲律賓竹屋是Lupang Ramos的社區中心、議事廳、廚房和教堂，也是KASAMA-LR的辦公場所。當我在2023年8月第一次到訪Lupang Ramos的時候，距離菲律賓結束全國「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不到兩週，Miriam自豪地分享，Lupang Ramo最驕傲的「戰績」之一，便是在新冠疫情期間，由於他們的半獨立自治狀態、自給自足的生活條件，不僅沒有一個人感染肺炎，也沒有人因缺乏物資而挨餓，甚至他們還能勻出多餘蔬果食物，設立「社區食物櫃」（community pantry）以資助周邊鄰舍。

彼時的Lupang Ramos如同土地抗爭的「烏托邦」，社區中心無論何時都熱鬧無比，不少附近有相似遭遇對抗「收地」的社區派代表來此「取經」，這裡更成了「政治難民」的避難所，不少社運者和政治犯都將他們下一代送來這裡暫避，以免早政府騷擾。然而Miriam未掉以輕心，她認為平靜只是一時，政府和軍警隨時可能回到Lupang Ramos，以各種手段驅趕他們離開，搶奪他們的土地，而儘管不知道何時會發生，但她時刻都會保持警惕，並對可能到來的騷擾和襲擊不會感到意外。

在那次拜訪之後不多久，政府軍警針對Lupang Ramos的行動逐步升級，從巡邏監視，到重兵入村駐紮，直到刑事指控，不斷抽走這個社區的自由空氣。事實上，自2023年1月後，軍方已多次嘗試進入Lupang Ramos並在周邊徘徊，只不過並未直接闖入，似是在測試社區反應。2024年6月，甲米地政府強迫Lupang Ramos居民拆除他們興建的檢查站，以合法行政手段削弱社區自我保護的能力。2024年9月10日，至少有50名軍警、特警、準軍事與地方官員強行進入Lupang Ramos，據稱是「對農民豬隻進行非洲豬瘟檢查」，藉此機會，軍警開始在村落附近長期駐紮並進行監視活動，裝甲車與警方車輛在村落入口長時間停留，截查來往居民和行人，有本地組織稱，Lupang Ramos已呈現「軍事化」的樣貌。

這正是今年1月，當我再次到訪Lupang Ramos時，第一眼竟感到些許物是人非的原因。標誌性的檢查站不復存在，與村口的街對面建起了一座全新的汽車旅館，原本由社區自治組織管理出入的道路上，一輛輛工程車飛馳而過，沿著村邊一路向著村落的最深處，捲起滿地塵沙——隨著軍警入駐和接管道路的常態化，許多緊貼著Lupang Ramos的荒地正在發展新的住宅項目。而村口的社區村屋也因缺乏維護顯得頹然黯淡——由於地理位置太靠近村口，村民無法在軍警的監視和干預下進行日常修葺。

儘管形勢變化肉眼可見，但人依舊在。走過熟悉的村民居所，還是會看見盈盈笑意的臉，端出剛剛摘下的香蕉招呼我們進去坐坐；外牆上還是掛滿了標語，有些是近期才掛上去的，上面寫著：「Free Lupang Ramos 3！」

「Lupang Ramos 3」，指的是在2025年8月11日，三名Lupang Ramos農民在與軍人發生爭執後，被控以「強行脅迫」和「嚴重恐嚇」等罪名，這三人即「Lupang Ramos 3」，其中所受指控最為嚴重的，就是Miriam。

無論是Lupang Ramos居民，還是所有見過Miriam的人，都會親切地稱呼她為Nanay Miriam。在他加祿語中，Nanay是對母親的親密稱呼；而在菲律賓文化中，Nanay的用法和意義已經遠超生理或者法律上的母親，是對值得信任、照顧他人、在社群中具有長輩地位和道德威望的年長女性的尊稱。被尊稱為Nanay，不僅因為她在社區中扮演者母親一般的角色、享有一定長輩地位，更因為她與社群之間的緊密連結和領導作用，是社區的發展和照顧者與關鍵參與者。

出生於1969年的Nanay Miriam今年56歲，已經有一個十多歲的孫子。她一天的生活從早上4點開始。起床之後，她會到自己的田裡耕作，直到7、8點，然後她回到自己家中，為丈夫和孫子準備早餐，整理家務；直到丈夫外出工作，孩子上學，大約9點，她會回到田裡繼續耕作；12點回家準備午飯；下午2點她開始處理KASAMA-LR的工作；4點料理家務和準備晚飯，6點全家用晚餐；大約晚上8、9，便到了就寢時間。如此結束一天，如此循環往復。她的責任不僅是社會組織和運動，還有耕田以及照顧家庭。

Nanay Miriam的政治啟蒙始於幼時，當她還是個居住在Lupang Ramos偏僻地區的農田上、每天要穿過茂密的甘蔗園往返天主教學校讀書的女孩。「有些運動組織和社運者來到我們這裡，他們大多都是進步的教會工作者，他們向我們解釋：為什麼我們被逼著離開自己的土地來到這些偏僻的地方⋯⋯正是因此我開始在一個教會機構Social Action Center做義工」。另一個更直觀的影響來自Miriam的舅舅，「他是個農民領袖，經常帶我去參加不同的政治集會，回來之後我就會向村民覆述我所學到的，他們在做些什麼。」

中學畢業後，Nanay Miriam升入大學，但當時她唯一能選擇的專業領域是工業教育。「我喜歡教書，但我不想教工業，為什麼我的獎學金只供我修讀工業？」當她環顧自己所處環境，皆是農田、植物，便感到極大落差。「我就是這樣逐步對土地議題有了深入了。農民沒有土地，雖然他們在其上耕作，但他們卻不能擁有這些土地。」

1986年2月，人民力量革命勝利後，阿基諾二世（Ninoy Aquino）遺孀柯拉蓉·阿基諾（Cory Aquino）當選總統。雖然為順應民意，阿基諾在競選與執政初期都承諾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並成立總統農業改革工作小組，但實則改革步伐緩慢、方案被地主與傳統菁英大幅稀釋，令農民大感失望。1987年1月22日，約兩萬名農民從馬尼拉各地集結，向總統府（Malacañan Palace）遊行，最終在靠近總統府的Mendiola路一帶被攔阻。該遊行由菲律賓農民運動（KMP）等團體發起，要求阿基諾政府推動真正的土地改革，廢除馬可斯時代留下的有限土改框架，停止對農民的驅趕和暴力。當遊行隊伍和防暴部隊組成的封鎖線發生推擠拉扯的時候，安全部隊朝群眾方向開火，持續數分鐘，現場有至少13名農民與示威者被射殺，約80至90人受傷，史稱Mendiola massacre。

大屠殺發生的時候，Nanay Miriam不僅在場，更動員農民參與，那時她只有17歲，也是她第一次親身見證和經歷大屠殺。「當時我學到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我很害怕，我意識到在菲律賓當個農民非常艱難。第二件是，這是一個挑戰。我親身見識了政權是怎樣對待它的農民的。當政府如此對待他們的時候，他們有什麼辦法動員起來，捍衛自己？如果我選擇恐懼，他們又怎麼為大屠殺的殉道者討回公道？所以我選擇接受這個挑戰。如果沒有人挺身而出，他們只會繼續被踐踏、被拋棄，只會繼續成為別人的踏腳石，在別人眼中一文不值。」

Nanay Miriam笑言自己幾乎是勉強才從大學畢業，但她不願意用自己的學識為資本、菁英和富人服務。隨著她結婚生子，為了有足夠的收入撫養孩子，她選擇在工廠加工區的工人生活區中做行政工作，同時組織工人運動。

當Lupang Ramos再次落入地產商手中並遭到瓜分，農民即將喪失家園的時候，她成立了反抗組織KASAMA-LR。而這份並未中斷的抗爭與革命使命，事實上是從她母親的言傳身教傳承而來，她也曾見證自己的母親，和她的Nanay們是怎樣站在前線，對抗掮客和發展商的拖拉機，甚至以死威脅。「我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不是土地；而是抗爭。」

「（我的母親）總是充滿樂觀地向前看，她總是說，如果你總是用負面思想看問題，你的立場就會動用。」Nanay Miriam曾經參選當地行政區的區長，「在菲律賓選舉中要成功當選，必須得用金錢或其他利益『買票』，如果沒有錢，就沒可能當選，但是我沒有靠金錢就當選了，成功了。」這正是Nanay Miriam至今仍對未來充滿鬥志和信心的原因，不僅是精神激勵，更是在過來路上，那些一件件憑著堅毅成就的不可能。

無論在Lupang Ramos，還是菲律賓其他的農民抗爭社區中，總是Nanay和女性擔任領袖，參與組織、動員的也多是女性。Nanay Miriam表示這恰恰反映菲律賓農民活在半封建社會制度下的無奈現實，僅僅依靠耕田並不能為家庭提供足夠收入，處在商業和住宅發展夾縫之中的Lupang Ramos尤是如此，因此家庭中的男性必須外出工作才能養家糊口，照顧家庭、農田，還有發展社區的責任都落在女性身上。

「作為女性我們有著漫長的土地抗爭歷史，我們的知識不可能只局限於家舍之內，我們的世界不可能只是圍繞著打掃轉。我們從KASAMA-LR中發展成立Amihan-LR（婦農組織），它指引我們如何維權。了解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什麼對我來說很重要。女性的日常生活有一部分是為家庭尋找食物、餵飽我們的孩子，但我們也需要知道如何可持續並長遠地照顧家庭福祉。無論是KASAMA-LR，Amihan-LR還是Luapng Ramos中的女性，我們都和世界上其他的女性有一樣的體驗，因為我們都是來自貧窮的勞工階層。」

Juday是Lupang Ramos新一代的女性抗爭者，她曾在Mindanao就讀生活，親身經歷過當地原住民Lumad族群為了捍衛自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而與大型跨國企業和政府對抗。因此在2018年回到Lupang Ramos的時候，當她看到自己的父母加入了土地抗爭，並沒有感到驚訝，並很快同樣被動員，她與很多年輕人一樣，幫助父母出售自家種植的農產品，參與示威遊行，並開始學習種田。「儘管我是一名女性，但這不代表我軟弱⋯⋯我們年輕人是未來，是國家的希望。但如果年輕人不願挺身而出、說出真話，國家就沒有希望⋯⋯我們不會永遠年輕，總有一天我們也會老去，所以我們必須為我們的生活和生存而奮鬥。」

從Mendiola屠殺現場的17歲少女，到如今三代同堂的奶奶，Nanay Miriam這與群眾運動交織將近四十年的生涯中，她的身份也發生著變化：從學生，到工人，再到農民；從妻子，到母親，再到祖母。時光荏苒，如今回望，這些身份的轉變會不會也讓她逐漸產生變化？她說，體力上自然會不同，年輕時肯定更精力充沛，但論及成為伴侶、成為母親以及成為祖母之間有什麼不同，她卻感到分別非常細微，「我心中記掛著的最重要的事還是一樣。我們國家至今有沒有真正的土地改革？答案還是沒有。是這在推動我前行。我選擇為土地而戰，而我也選擇了一位同樣為土地而戰的伴侶，我的孩子和後代也將是如此。」

Nanay Miriam的案件將在2026年4月27日正式開庭。

（文中案情部分借助人工智能ChatGPT幫助由他加祿語翻譯成中文）